马克·布洛赫：历史的因果

实证主义要把原因这个概念从科学中清除掉，这显然是徒劳。不管愿意与否，所有物理学家和所有生物学家，都会用“为什么”“因为”来进行思考，历史学家不会摆脱这条共同的思维规律。一些历史学家，例如米什莱，把各种事件链接在一个大的“生命运动”中，而不是按照逻辑形式进行解释；另一些历史学家则一一展示他们的归纳和假设，发生学的联系到处都存在。可是，如果说因果关系的建立是我们理解的本能需要，那么，我们的研究不能仅凭本能。如果说玄奥的因果关系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那么作为认识历史的工具，因果关系的运用就无可争辩地要求具有批判意识。

假设有一个人走在山间小路上，一不小心掉下了悬崖。这个事故是多个决定性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重力作用和地面不平，而地面不平又是多年的地质变迁形成的，还有连接村子和夏季牧场的小路。所以完全有理由说，如果天体力学的规律和地球演变是另一个样，如果季节性的转场放牧不是阿尔卑斯山区经济的基础，坠崖事故就不会发生。那样的话我们就要问了，坠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失足。然而，失足并非事故最必要的因素，其他许多因素的必要程度与失足相等。但是，失足与其他因素的性质有许多不同之处，它是最后起作用的因素，它是最不经常存在的因素，最意外的因素，从普遍性上看，它是最容易避免的因素。在这许多因素中，失足与坠崖后果的联系最直接，所以我们感觉它是唯一的真正原因。从常识来看，寻找原因时总是难以避免拟人化的倾向，失足这个最后一分钟的原因组成部分，这个意料之外的原因，倒是有些像雕塑家，一切都准备好了，动手成形就可以了。

常见的历史学推理与上面这个例子没有什么区别。最恒久、最普遍的前因无论怎样重要，总是被视而不见。哪位历史学家想过，一次战役的胜利中，有地心引力的作用吗，想过人体构造吗？没有地心引力作用，炮弹会形成抛物线吗？人体构造与被子弹击中而死亡没有关系吗？比较特殊而且具有某种持续存在性的因素，常常被说成是条件，而最特殊的因素则被说成是原因。比如，我们说约翰·劳主持财政时期发生的通货膨胀是物价总体上涨的原因，而已经同质并相连的法国经济环境仅仅是条件。因为，由于流通方便，到处发行纸币，致使物价上涨，于是通货膨胀出现，而且长时间持续。

在这种区分中存在着一个富有成效的研究原则，无人对此提出怀疑。纠缠在普遍存在的前因上有什么用呢？这些前提因素大量见于各种现象，不可能成为个别的原因。我知道，空气中若没有氧气，就不会有火灾。我所感兴趣的，想要追寻和证实的，是弄清楚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弹道抛物线的原理对胜利者和战败者是一样的，可以用来解释胜利，也可以用来解释失败，所以对于胜利和失败的解释都毫无用处。

但是，把一种有等级的分类提升到绝对的程度，那是有危险的，因为，这种分类其实只是一种便于思考的手段。现实有难以计数的多样性，它们都朝同一个方向汇聚。我们的选择可以基于某些应该特别注意的对象。不过，这也只不过是一个选择。在一个原因的概念中有许多随意的成分，与简单的“条件”相对立。西米安执着于使用极其严格的定义（我觉得他是徒劳），最终他承认这种区分具有很大的相对性。他写道：“对于医生来说，流行病的原因是细菌传染，不讲卫生和贫困造成的体质虚弱则是条件。对于社会学家和慈善家来说，贫困是原因，生物因素是条件。”这就是说，对事实的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角度。

此外，值得警惕的是，历史学上的单一原因论，实际上往往是借此寻找责任者，从而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法官开口便问：“谁对？谁错？”学者则问：“为什么？”学者知道答案不会简单。共同意识上的成见，逻辑学家或检察官的意见，单一的原因对于历史学解释来说，只能是一种尴尬。历史学家要探索波浪一般的原因，不担心最终发现原因是多个，因为这是生活所表明的。

历史事实从本质上说是心理事实。所以，通常是在其他心理事实中发现前提因素。人类命运镶嵌在物质世界之中，感受物质世界的分量。外部力量似乎非常突然，但是这种力量的作用总是在人和人的精神掌控之下。黑死病是欧洲人口骤减的首要原因，但是，瘟疫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蔓延，社会条件难辞其咎，而社会条件的深处则是心态。唯一的道德后果只能由集体情感的特殊倾向加以解释。

没有一门心理学仅以明晰的意识为对象，所以读了某些历史书，我们会以为人类仅仅是由逻辑意志组成的，对于人类来说，行为的理由从来没有丝毫秘密。面对心态生活及其模糊深度的研究现状，这是对永恒的困难又一个证明，各门科学都在同时有所体验。这也是经常被提及的一种古老的错误理论的重复，所谓“经济人”是一个虚幻的影子，只是因为把“经济人”假设为只顾自己的利益的人。更加糟糕的幻影则是想象自己的利益可以是一个清晰的概念。拿破仑曾说：“最罕见的莫过于计划。”我们目前所处的沉重的精神环境，缺少的只是人的理性的决定，不是有人这样说吗？如果总是把原因归结为动机，那么历史学上的原因问题就会出现严重错误。

许多历史学家的相继表态中有一个奇怪的悖论，历史上人类的某个行为是否已经发生？他们不下功夫去研究，而是去寻找理由，最表面的现象就令他们感到满足。而这些表面现象则是建立在平庸的心理学格言基础之上，结果不多不少，恰恰是相反。

德国的格奥尔格·齐美尔与法国的弗朗索瓦·西米安曾经揭示所谓的窃取论点。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说，埃贝尔派起初完全支持罗伯斯庇尔，因为罗伯斯庇尔完全屈从于他们的所有要求，后来他们撇开罗伯斯庇尔是因为觉得他的权力太大了。齐美尔指出，此事解释了两个命题：一是知恩图报，二是不愿被他人主宰。这两个命题都不一定错，但也都不一定对。因为，过于迅捷地投靠一个派别，会被鄙视而不是感激；一个独裁者以其权力强大而引起的恐惧，使人们连一丝反抗的愿望都没有，难道不是这样吗？一位学者曾就独裁者的权威说道：“他有一只蜡做的鼻子，可以毫无区别地向左歪或向右歪。”常识中的所谓心理真相也就是这样。

这种错误与已经破产的所谓地理决定论相似。无论面对物质世界的一种现象或是一种社会现象，人的反应绝不会像钟表那样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运动。不管勒南怎么说，沙漠地带的居民不一定都是一神论者，因为他们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看法并不完全一样。散布在各处数量很少的有水地点，总会吸引来许多乡村居民，如果他们放弃自己的居民点，肯定是因为水源，对于他们来说，首要的考虑就是靠近水井或水塘这样的水源。出于安全或互助的考虑，甚至只是出于对群居的爱好，他们往往喜欢群居，在群居点的某处有一个汲水点。或者恰恰相反，他们喜欢离群索居，撒丁岛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每家都在自己的“领地”上盖房居住，为此他们必须付出长途跋涉去汲水点取水的代价。在大自然中，人不就是一个多变的群体吗？

但是，请不要误解，在这种情况下，错误往往不是解释本身，而是先验主义。尽管我们此前提供的实例并不多，然而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水资源的分布。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水资源并不一定决定一切。埃贝尔派确实如历史学家们所言，为他们的动机所驱使，这也不是不可能。错误在于事先就把假设当成了事实。然后，证据提出之后，还要深挖并进行分析，想想究竟为什么，在所有能够设想的心态中，找出人群不得不采取的那些态度。因为，思想和情感的反应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必须设法找出产生这种反应的理由。总而言之，历史学中的原因和其他的原因一样，不应是假设出来的，必须下力气去寻找。

（本文摘自马克·布洛赫著《为历史学辩护》，许明龙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来源：马克·布洛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