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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个特别的存在。
29岁就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之后却主动停笔,即使被众人催更,也不为所动。
他一生留下了400多万字,可其中的90%,都写于60岁之后。
这位不慌不忙的作家,用一生告诉世人,好的人生,从来都是不着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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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晚年时曾说:
“我感到写东西时,才活着,才有存在的价值。”
可他年轻时为何要主动停笔呢?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有名的富户,家里经营着药铺、布店,还有两千多亩土地。
虽然母亲在他3岁时就因肺病不幸去世,但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家人对他百般呵护。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了小说《边城》,便被书中的人物、故事、语言深深吸引,沉迷其中,爱不释手,对沈从文更是无比仰慕。
当时,沈从文正在西南联大任教。
为了追随偶像,1939年,19岁的汪曾祺在发着高烧的情况下,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上考场,并一举考入西南联大,从此远赴云南求学。
终于见到偶像,他有些手足无措,沈从文却对这位学生的才华大加赞赏。
考试时,明明最高分是100分,汪曾祺却得了破天荒的120分。
在给报社、出版社的推荐信中,沈从文甚至说:
“他的小说比我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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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也不负所望,大学时就写出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异秉》。
29岁时,就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天赋异禀的才子,却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
搁笔,不写了。
谈及原因,他说:
“我天性散漫,又从小在象牙塔里长大,未经世事,对新生活不熟悉。”
原来,汪曾祺想多体验一下生活,投笔从戎。
不过后来由于政治历史等原因,未能如愿。
之后,为了谋生,他辗转来到北京市文联工作。
不过,也仅仅只是在那里做编辑,校对文章,挣一份糊口的薪水,汪曾祺的创作依旧是停滞的。
只因他不愿意,也不擅长写“符合政治工作要求”的作品。
这就是汪曾祺,宁愿搁笔,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本心,绝不为了迎合而表达。
其实,比迎合世界更难的,是守住自己的内心。
他宁愿让笔生尘,也不愿让心蒙尘。
这看似是停滞,实则是在为他未来的创作,累积更强大的生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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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1980年,北京出版社要为北京作家出作品集。
有人推荐汪曾祺也出一本。
但汪曾祺很为难。
他说:“这么多年,我的作品寥寥无几,出选集,我实在无作品可选。”
朋友建议,作品不够,可以赶写几篇,凑一下字数。
当时社会上流行“伤痕文学”,在作品中呼天抢地地揭露十年浩劫给人们留下的创伤;
也流行“反思文学”,通过追问历史,反思曾经的伤痛。
汪曾祺完全可以跟着潮流,写热点,追爆款。
但他不愿意,因为那不是他想写的东西。
在他看来,文学要反映人情、人性。
他想用温馨的人情美、人性美,带给人们“生的信心、活的愿望”,让“冷中生暖,暗中闪光”。
经过反复思考,他悄悄动笔,写下了《受戒》。
描写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小英子之间,单纯美好的恋爱故事。
虽然这部小说几乎没什么情节,但其中善良的人性、美好的人情,让人感觉到生命的喜悦。
《受戒》写好后,汪曾祺并没有拿出来发表,因为这部小说和当时的主流文学,毫不搭边。
他只是私底下拿给朋友看。
他说:“我希望我就悄悄地写,你们就悄悄地看看。”
后来,有出版社的编辑无意中听说后,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向他索要文稿,这才让这部小说得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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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是,《受戒》一炮而红。
但比起喜悦,汪曾祺更多是觉得不安: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成了一种负担。”
“把我弄成热点,而且很多话说得过了头,我很不安。”
不论是一开始的不为成名追赶潮流,只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
还是成名后的谦卑,无疑都反映了汪曾祺不被外界声音所裹挟的清醒。
正是这份“不急于名利”的定力,才让《受戒》脱离了时代的浮躁,成了穿透岁月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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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中时,汪曾祺在懵懵懂懂中,跟着同学参加过一个反动团体。
虽然仅仅只是挂了个名,却给他日后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1958年,38岁的他本来在北京文联下属的《说说唱唱》编辑部上班。
没想到,祸从天降。
那年初夏的一天,他早早来到办公室,竟发现楼梯上,贴满了他的大字报。
居然有人把他的名字从反动团体中扒了出来。
之后的日子里,他写了无数检查,遭到无数次批斗,几乎到了神经麻木的地步。
最后,又被赶去张家界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改造”。
那里不仅生活条件差,几十个人睡在一间屋子里,床铺上的虱子每晚在被窝里跳来跳去,农活也非常多。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垒猪圈、挑大粪,甚至在大冬天还要下到粪池中,把冻得坚硬的粪便一点点凿成大小不等的冰块,再用铁锹起出来,堆积在外面。
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干这些最脏最累的活,却从不吭声。
因为他知道,说再多也是枉然,不如静下心,踏踏实实干活,过好眼前的日子。
后来,所里的人见他干活肯下力,从不偷懒耍滑,和周围人的关系也很好,又很有才华,便派给他一个轻松的活:绘制一套《马铃薯图谱》。
这个活没有人管,也没有规定每天画多少,更不需要开会,他乐得把日子过得惬意自在。
随身携带着自己喜爱的书籍,每天坐着牛车,去种植马铃薯的地里“上班”。
路上,老牛慢悠悠地走着,汪曾祺看见路边不知名的野花,就会跳下车,掐几朵,然后跟着牛车走一截。
累了,又爬上牛车,坐一截。
把那段不堪的日子,过得无比惬意。
最终,汪曾祺用自己的行动,回应了所有的质疑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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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能在苦难里活出一份从容,正是源于他不急于自证的定力。
这不是认命,而是相信“清者自清”,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儿。
若当下无法脱身,不如就学着苦中作乐,守住内心秩序。
先好好活下去,静待时来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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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一生都活在自己的节奏里。
尽管他在晚年写下很多文字,也并不是着急忙慌写的,他说:
“一个人不能从早写到晚,那样就成了一架写作机器,总得岔乎岔乎,找点事情消遣消遣。”
写作之余,他会画画、练书法,甚至还学了一手做菜的绝活。
汪曾祺做菜,也是不慌不忙。
做凉拌荠菜,他会把荠菜慢慢切碎,然后把香干细心地切成米粒大小,再和荠菜拌在一起,放入盘中。
之后,还要慢慢把菜转成宝塔形状,再淋上各种调味料。
不仅外形好看,而且风味独特。
他也喜欢慢悠悠地逛菜市场,看着那些碧绿生青的瓜果蔬菜,就感到“生之喜悦”。
这个一生都在践行“不着急哲学”的作家,活成了文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汪曾祺一样,不急着赶路,追随自己的内心,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作者 | 暄崧,追光而行,向阳而生。
主播 | 沙漠之狐,微博@狐狸爱CUC,公众号:笙夜时间。
图片 | 视觉中国,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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