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意大利前国库部长、佛罗伦萨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前院长皮巴鲁奇教授逝世，总统致悼

意大利前国库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皮耶罗·巴鲁奇（Piero Barucci）于2026年2月25日至26日间在佛罗伦萨逝世，享年九十二岁。这位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学者与银行家，在经历了短暂住院治疗后，于亲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他的逝世，标志着意大利政界、银行界与学术界失去了一位在历史转折点上发挥关键作用的“严谨与智慧的象征”。

巴鲁奇于1933年6月29日出生在佛罗伦萨。他的早年生活与这座城市的沧桑变迁紧密相连。他曾回忆，二战结束后，年幼的他亲眼目睹了阿尔诺河上的桥梁被战火摧毁，市民们不得不从几乎干涸的河床上踏着瓦砾通行。为了贴补家用，少年时代的他甚至每周两次为当时涌入佛罗伦萨的富裕英国游客下榻的精品小酒店运送干净的布草。这段经历让他对佛罗伦萨的重生与经济发展有着切身的体会。

学术奠基与银行业领袖

巴鲁奇的职业生涯始于学术界。1959年，他毕业于佛罗伦萨大学经济与贸易专业。自1966年起，他先后在锡耶纳大学和母校佛罗伦萨大学任教，教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直至1990年。在1981年至1983年间，他担任佛罗伦萨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培养了大批经济学人才。

在学术研究之外，巴鲁奇在银行界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983年至1990年，他出任全球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锡耶纳牧山银行（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的主席。随后，在1987年至1991年间，他担任意大利银行协会（Associazione Bancaria Italiana, Abi）主席，协调全国银行业的政策与利益。他还曾担任意大利信贷银行（Credito Italiano）的常务董事，并长期在意大利工业复兴公司（I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Industriale, IRI）担任董事会成员，直到该公司解散。2001年，他还领导一个商人财团从切奇·戈里集团手中接管了陷入困境的佛罗伦萨足球俱乐部，展现了其广泛的商业与社会影响力。

临危受命：动荡年代的国库部长

巴鲁奇政治生涯的顶峰，是在意大利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执掌国库部。1992年6月至1993年4月，他在朱利亚诺·阿马托（Giuliano Amato）总理的政府中担任国库与公共职能部长；随后，在1993年4月至1994年5月，他在卡罗·阿泽利奥·钱皮（Carlo Azeglio Ciampi）总理的政府中继续担任国库部长。

彼时的意大利正深陷严重的货币危机和政治腐败调查（“净手运动”），国家濒临破产边缘。作为技术型官员，巴鲁奇与钱皮、时任国库部总司长的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等人并肩作战，共同推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他不仅接替了圭多·卡尔利（Guido Carli）的职位，更在任内大力推动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并为后来奠定意大利现代银行体系法律基础的《银行统一法》（Testo Unico Bancario）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评论指出，正是阿马托政府时期由巴鲁奇等一批学者和专家组成的团队，为1992年的经济转折创造了条件。在离开政府部门后，巴鲁奇于2007年被参众两院议长联合任命为意大利竞争与市场管理局（Autorità Garante della Concorrenza e del Mercato）委员，任期为七年。

晚年生活与城市情怀

晚年的巴鲁奇依然居住在故乡佛罗伦萨，保持着对经济学的热情和对城市发展的深切关注。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周，他仍沉浸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并积极参与意大利银行协会作为名誉主席的活动。他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作者，2021年他还为拉泰扎出版社（Laterza）撰写了一部关于意大利信贷银行历史的著作，深入研究了1870年至1945年间意大利银行业模式的演变。

在2025年7月的一次访谈中，巴鲁奇曾以“专注而热忱的观察者”自居，对佛罗伦萨的现状发表了看法。面对旅游业过度发展带来的城市空心化问题，他清醒地指出：“短租公寓是一种现代接待形式，不应妖魔化，但问题在于市民不再居住于历史中心，城市的身份认同因此受到挑战。” 他回忆起战后百废待兴的佛罗伦萨，也回忆起充满理想与希望的市长乔治·拉·皮拉（Giorgio La Pira）带给他的深刻印象。

各界悼念

巴鲁奇的逝世引发了意大利各界广泛悼念。意大利银行协会主席安东尼奥·帕图埃利（Antonio Patuelli）在悼词中深情地表示，巴鲁奇是“一位道德严谨与智慧力量的权威榜样”。帕图埃利回忆道：“直到他住院前，我还在他佛罗伦萨的家中与他交谈，他始终沉浸在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中。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他是一个生命的典范。”

巴鲁奇的学术著作、他在银行与政治领域的决策，以及他对佛罗伦萨这座城市深深的眷恋，共同构成了他丰富而厚重的一生。他的辞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那些奠定现代意大利经济基础的改革遗产，更是一位学者在时代变迁中的独立思考与责任感。

来源：意欧视点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