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温州”的自然之趣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祁泽宇

　　温州是历史上的文学重镇，也是孕育散文书写的园地，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促成了文学和自然的联姻，特别是随着近些年温州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文学书写对象的温州进入了作家们的创作视野。由吉狄马加主编的散文集《一片繁华海上头》便是散文界一次文学集结，作家们畅快地书写温州的人文地理，他们有的行旅，有的客居，有的则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他们在温州的山水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用不同的视角塑造出文学地理意义上的“文学温州”。

　　景色是有形的，而文化却是随物赋形的，《一片繁华海上头》中的篇什往往能够通过文化的深意，让读者获得直观的体味，转而进入一种综合性书写。作家们置身地理场域之中，不约而同地将山水情调之自觉归于谢灵运，他们各有切入点，刻画出“千面谢灵运”。谢灵运对自然的态度也确实如此：“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横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时有屈己以济彼，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邪？”这种洒脱、超然，绝非附庸风雅的文人所能企及的。“自以为有安邦定国之才，却不懂宫廷政治之残酷”的谢灵运，只能寄情山水，寻找心灵的自适。但苦难往往是诗家幸事，温州山水因谢氏的洗礼多了诗意，所谓“名人托迹之地，江山千载犹香”，便成就了中国文学地理的一朵奇葩。

　　散文家所希冀的是一片躲避喧嚣的桃花之源，透过谢灵运，他们发现山水风景因历史的加持而显得厚重，经由人格投注更显神采飞扬。今天的冯秋子、黄亚洲、马叙等一众散文家也以自己的文学叙述，唤醒传承这一文脉，并逐渐凝固为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在书中，计文君的《山·水·诗》将山水视作与社会性空间相对的异质性空间，是“诗”的先天设定，这无疑是对谢灵运极佳的注解，也是本书所传达的思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黑陶的《由天空和山海所孕育》引古证今，将塘河视作“温州文化的母体”，从文化地理到文学地理，展现温州特殊的价值关联与情感表现。

　　无论是写山城水城，还是写人杰地灵，散文集在此岸世界兴寄，又在彼岸世界感怀，体现出独特的审美境界。例如，陈世旭的《温州：温润如玉》大有古文之文采、韵律，笔透锋芒，气势充沛，特别是面对刘基故乡，作者发出“百丈漈峭崖，有如背负长剑的孤客，落寞在天涯，兀立成一种悲壮”的感叹，既悲怆又豪迈，却在刹那间话锋一转，写起了闲适的品茗。

　　作者的心境不同，文章的境界也不尽相同，但散文集中的作品无一不是申明情性的“情文”，它们的“真性情”使得表意逸态横生。就像《温州五日，亲爱的时光》，带给我们的是记人记事的感动以及融情于景的写意，尽是理想化的浪漫场景，古雅宁静的自然、清新幽静的意境滋润着游者的心灵，作者与万物冥合。此时，写作是独有情怀的诗作，是唤醒理想的美文。

　　这些散文看似是闲谈，实则是“地方性文化”随笔的结晶，这里的“随”是对谢灵运、朱自清、黄宾虹等人的精神追随。叶兆言甚至断言，没有温州的创作就没有日后的朱自清。这不乏一定的夸大成分，但温州之于作家或作家之于温州的意义不可小觑，他们互相影响、互相成就。作家把自己置换作古人身，眼前山水佳绝，身后诗词留香，他们用此山彼水、风土人情、历史典故和篇篇离不开的谢灵运，构成了温州的文学地理。

　　书中数篇文章一齐写出了温州的四时景致，在地域上也呈现出异色流变，对此作家借助画家的思路，由局部观察整体，再回到个别的独特局部，似散点透视，似通景线法。情之所至，意到笔随，一幅文化温州图景跃然纸上。

　　如果说人与环境的关系构成了人文地理的主题，《一片繁华海上头》自然少不了对人的书写。萧耳的《温州记》用独特的感知写出了温州女性的生命美，伴随着闲适、安逸，记述民国温州女性的革命故事，串联起近代女性的命运以及当代女性的光景。《诗·岛·人》有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在地意识，守岛人以诗心完成了永恒的守护，他们将大海奉为信仰，天地扩展了人生，大海即是梦的远方。这些作品既生动细致地“写文化”，又栩栩如生地传达出文化温州的内在精神。

　　分为三辑的《一片繁华海上头》几乎将温州景致写得面面俱到，用语言的感染力带动景物的想象力，这是万物不语的自然伦理，也是感人至深的诗性原则，当然无论文字如何腾飞，最终还是要回到作者的理性思考中，就像庞余亮在散文诗《温州：比美梦还温润》中豪气满怀地喊出的那样，“相信未来的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