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人口死亡高峰：22年1041万，23年1110万

死亡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但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中国的死亡人数就成了很多人都关注的对象。

那么，24年有多少呢？中国将会迎来死亡高峰吗？

这两年，很多人第一次在国家统计公报里直观感受到一个冷冰冰的现实：2024年，全国死亡人数1093万，出生人数954万，自然减少139万。

数字本身很抽象，但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一年之内，相当于一个超大地级市的人，从物理意义上“消失”了。

但把时间轴拉长，你会发现，这是一次推迟了几十年的“集中结算”。

1949年，全国死亡人数是1083万，看起来跟今天差不多，可当时人均寿命只有35岁，大量死于早夭、传染病、战乱。

而现在，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到79.2岁，绝大多数人能走到一个更接近“自然寿终”的节点。

真正的关键点在1963年，那一年中国迎来史上最大的一波婴儿潮。

一年2954万人出生，差不多现在每100个中国人里有4个是那一波。

如今，这一大批人正陆续跨过60岁、65岁，开始进入健康风险快速上升的阶段。

可以理解成，当年一次性“多装进蓄水池里的人口”，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集中到了一个必须慢慢“泄洪”的时段。

所以，现在每年千万级别的死亡，不是突发灾变，而是一个巨大的年龄群体自然走完生命周期的必然结果。

复旦等机构的测算都指向同一个趋势：这种“死亡高原”不会一年就过去，会持续三十多年，到2060年前后达到峰值，年死亡人数可能接近1900万，然后才会慢慢回落。

与其把它看成“人口危机”，不如认清，这是人口结构和历史积累共同作用的一段必经路。

这波“泄洪”对社会最直接的冲击，不是墓地会不会涨价，而是我们这代人被迫重新学习一个问题：人该怎么体面地走完最后一程。

过去家属口中的“尽力了”，往往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上机器、插管、做大手术，哪怕明知意义不大，也很难说“停”。

但这几年，情况在悄悄改变。

以上海为例，市里生前预嘱推广几年下来，签署人数稳步增长，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了七成。

这群大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长大的人，经历过物质匮乏、也见识过医疗进步，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提前写明：如果真到了不可逆的终末期，希望少一点无效抢救，多一点舒适和尊严。

这背后是安宁疗护观念的慢慢扎根。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陆续建起独立的安宁病房，一些综合医院也开辟了“舒缓治疗”病区，不再单纯以“延长多少天寿命”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关注疼痛控制、呼吸舒适、心理安抚和家属陪伴。

数据摆在那儿，每年大约有700万左右的患者需要终末期关怀，但实际能进入专业安宁疗护体系的，不到10%。

这中间有观念障碍，很多家庭仍把“签放弃治疗”看成不孝，也有现实供给问题。

懂这块的医生护士太少、医保和评估体系不完善。

但趋势已经开始，从一张张“预嘱”表格，到一个个安宁病房里多出来的沙发椅和相框，说明社会开始认真对待“怎么好好告别”这门课。

面对未来每年上千万的离世，关键不再是争论“要不要抢救到底”，而是给每个人多一种选择的可能，多一条通往体面终点的路径。

谈“死亡高原”，绕不开“老龄高原”。

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3.1亿，相当于三个以上的日本。

养老不再只是“有没有人端屎端尿”的问题，而是涉及医疗、金融、住房、消费、教育在内的一整套结构性变化。

过去提“养老产业”，很多人想到的是按摩椅、保健品、旅游团，现在版图正在被重画。

一方面，传统护理人手严重不足，估算缺口在550万以上。

另一方面，新的岗位和专业在冒头。

比如“老年能力评估师”，要懂医学评估、心理状态、社会资源对接，入行薪资普遍不低。

47所本科院校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业院校的“健康照护”“智慧养老”方向也在扩容。

更关键的是“算力”在进入这个领域。

智能穿戴设备、家居传感器、跌倒预警算法、认知障碍筛查工具……

“AI+养老”不再是概念，而是实际项目，一些社区试点用传感器监测独居老人夜间起床次数、活动范围，提前识别健康风险。

适老化改造不再停留在装几根扶手，而是根据算法评估调整门宽、灯光、地面材质，降低摔倒概率。

人口老去和死亡高峰，本能地让人联想到“负担”“压力”，但往另一面看，它也在逼着我们把不少粗放、情绪化的做法，变成精算、精细化的制度安排。

复旦等团队预测2061年死亡峰值时，我们再回头看如今的2020年代，很可能会把这几年视作“打基础”的关键阶段。

生前预嘱、安宁疗护、智能养老、护理人才培养，这些现在看起来零零散散的探索，都会汇成一条主线——让“活得久”尽量变成“活得好、走得体面”。

与其焦虑人口曲线的下行，不如盯紧一个更实在的问题，在这条不可逆的“死亡高原”路上，我们是不是能给每个普通人多一点选择感、少一点被动感。

数字会继续走自己的轨迹，但我们还能决定，这些数字背后的人，是在怎样的环境和尊严中走完最后这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