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让婚俗归“礼”去“利” 涵养文明乡风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提农村高额彩礼持续整治。

人民视觉

春节是婚礼举办及适龄青年谈婚论嫁的高峰期，彩礼话题也随之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近年来，高额彩礼带来的经济压力与无奈情绪在农村地区日渐凸显，“一动（买车）不动（买房）”“万紫千红（约15万元）一片绿”的陈规陋习仍未根除。数十万元的彩礼叠加婚房、婚席等开销，让不少农村家庭陷入因婚致贫、返贫的困境。

近期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即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不仅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还首次明确“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据了解，中央一号文件自2019年首次将“天价彩礼”纳入治理以来，今年已是第七次点名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彰显出国家推进婚俗改革、涵养文明乡风的坚定决心。

为何传统婚俗中的彩礼会逐渐“跑偏”，沦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如何破解这一顽疾，让婚俗回归“礼”的本意而非“利”的攀比？为此，中国城市报记者展开采访报道。

彩礼变“财礼”

一场被异化的婚俗博弈

“过年办喜事，本该是全家最高兴的事，可我这心里，喜一半愁一半。”在河南省的一座小村庄里，62岁的王大爷蹲在自家院门口，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存折，语气里满是疲惫。

原来，王大爷的儿子定于农历正月初五结婚，女方开口索要28.8万元彩礼，再加上“一动不动”的硬性要求——县城一套住房的30万元首付、一辆10万元的小轿车，还有办酒席、买首饰的开销，整场婚事总花销接近80万元。为了凑齐这笔钱，王大爷变卖家中资产，耗尽多年积蓄，就连自己晚年的养老钱也几乎掏空。

无独有偶，山东小伙儿小李也为彩礼犯愁。他与女友相恋3年，本打算今年春节订婚，两家人却因彩礼数额陷入僵局。“女方父母说，邻居家女儿出嫁要了36万元彩礼，我们家不能比别人低，不然没面子。”小李告诉记者，他家是普通农户，一年净收入不足6万元，36万元的彩礼对他们家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悉心经营的稳定感情，在彩礼这道坎面前，因家庭经济压力而陷入了两难。

现实中，“娶个媳妇掏空三个家”的案例在农村地区屡见不鲜。不少家庭为凑彩礼不得不背负沉重外债，让本应喜庆祥和的婚姻，变成了全家的经济枷锁。彩礼所承载的“面子”，最终压垮了日子的“里子”，也让乡村婚恋关系逐渐变味，褪去了爱情的纯粹，多了几分功利的算计。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如今高额彩礼已成为不少农村地区婚嫁的“标配”，且呈现逐年攀升、层层攀比的态势。数据显示，2024年农村地区平均彩礼达12.8万元，相当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在一些地方，彩礼数额更是飙升至20万元—40万元，叠加婚房、婚宴等支出，整场婚事总花费可达百万元。高额彩礼不仅导致农村家庭因婚致贫、返贫现象频发，还曾引发骗婚等民事纠纷，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春节是农村彩礼问题的集中爆发期，一方面是返乡青年婚嫁需求集中，另一方面是熟人社会的攀比心理作祟，导致彩礼金额居高不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会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彩礼本是传统婚嫁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男方对女方家庭的尊重和对新人的祝福。可如今在部分农村地区，彩礼已经偏离了原本的意义，沦为衡量男方经济实力、彰显女方家庭“面子”的工具。“这种风气不仅在很大可能上掏空了农村家庭的积蓄，更会让当代青年的爱情和婚姻变得功利化。”

王会进一步分析，农村适婚女性外流、性别比例失衡等现象，进一步推高了相关家庭的彩礼预期。“部分农村地区‘男多女少’，适婚女性资源相对稀缺，女方家庭自然有了‘要价’的资本；再加上攀比心理的催化，彩礼金额一路攀升，形成了‘彩礼越高越有面子、面子越足要价越高’的恶性循环。”

跨域联动治理

释放出什么信号

记者梳理发现，中央一号文件自2019年首次将高额彩礼纳入治理范畴以来，短短8年间，已有7次点名整治这一问题，治理力度持续加码，举措不断细化。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农村高额彩礼，在延续“持续整治”要求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同时强调“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这一全新表述，释放出彩礼治理从“单点突破”转向“跨域协同”的“硬核”信号。

为何要将“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作为今年整治工作的重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蒋俏蕾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跨省婚嫁已成为常态，而不同省份的彩礼标准差异较大，不仅容易引发地区间的相互攀比，也给彩礼治理与监管带来了跨区域难题。“推进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能够有效遏制跨省攀比之风、封堵跨区域治理漏洞，通过跨地区联动的系统性攻坚，实现全域协同治理，扎实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王会补充说明，省际毗邻地区地缘相近、人文相通，通婚现象十分普遍，彩礼风俗相互影响，极易引发跨区域攀比。且一旦出现彩礼纠纷，往往因跨省权责不清出现“踢皮球”现象，难以有效化解。“一号文件提出联动治理，核心就是要推动各地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合作战’，通过协同监管、联合宣传、共建共治，遏制高额彩礼之风在省际边界‘流窜’”；同时针对性防范彩礼‘明降暗升’等新问题，提升治理实效。”

从全国范围看，已有多个省际毗邻地区率先探索联动治理模式，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在鲁豫毗邻地区，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联动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范县签订协同治理协议，统一彩礼上限为8.8万元，婚宴标准为每桌200元，通过刚性约束与宣传引导，让文明婚俗新风深入人心；在浙闽毗邻地区，浙江省丽水市安南乡与福建省南平市岭腰乡共建边界村规民约，明确彩礼、婚宴标准，扎实推进移风易俗落地见效；在浙苏皖毗邻地区，浙江省长兴县煤山镇与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安徽省广德市新杭镇联合制定红白事简办菜单标准，实现婚宴桌均费用下降42%，同时实施“彩礼转化计划”，累计发放127份“新婚礼包”，有效减轻农村青年的婚嫁负担。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绝非“一刀切”的限制，而是通过协同规范、精准施策，让彩礼回归“心意”本质。“联动的核心是‘同心同向’，既要统一治理标准，破解跨区域攀比难题，也要充分尊重各地民俗差异、兼顾群众意愿，这样才能让整治工作走深走实，真正惠及农村家庭和适婚青年。”相关专家表示。

彩礼治理既要“限高”

更要育“新风”

“高额彩礼带来的连锁反应不容忽视。”浙大城市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专家智库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林先平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经济层面看，它加剧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挤压了中老年父母的养老空间，形成变相的“代际剥削”；从社会层面看，它助长了攀比之风与性别歧视，扭曲了婚恋观，影响乡村和谐稳定；从个人层面看，它让年轻人的婚姻脱离爱情本质，被金钱绑架，影响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毋庸置疑，高额彩礼问题已成为加重农民负担、影响乡村社会稳定的突出因素。整治农村高额彩礼，不仅是开展婚俗改革、培育文明乡风的重要内容，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进农民福祉的必然要求。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婚俗改革的持续推进，一些地区已率先出现“低彩礼”“零彩礼”的新风尚。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宝村，村规民约明确规定，彩礼不得超过8800元，婚宴桌数不得超过20桌，村民们自觉遵守、主动践行。“以前觉得彩礼高有面子，现在才明白，低彩礼反而让两家关系更和谐，新人婚后没有经济压力。”村民张女士坦言，她的女儿今年春节结婚，仅收了8800元彩礼，两家简单办了几桌酒席，新人婚后轻装上阵，生活十分和睦。

蒋俏蕾表示，破解农村高额彩礼困局，需要在政策指导下强化协同治理，注重实效，避免形式化、一阵风；长远来看，需要改变既有认知，倡导性别平等，从人口结构上有效遏制性别比例失衡；还需要重塑价值观念，移风易俗，通过媒体宣传正面典型、给予荣誉激励等方式，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还要规范婚俗中介与婚恋市场秩序，用集体婚礼等形式替代大操大办、攀比炫富，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让新风尚深入人心，形成长效机制。

林先平表示，整治农村婚嫁彩礼困局，要注重源头治理，破解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加大农村养老投入，缓解农民“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让父母不再将彩礼视为“养老钱”。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村青年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减少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从根本上降低农村家庭对彩礼的依赖。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整治高额彩礼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要坚持“限高不限低”的原则，根据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制定差异化的彩礼指导标准，坚决避免“一刀切”；要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打破地域壁垒，形成治理合力，遏制彩礼“跨省攀比”；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将彩礼治理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和乡村振兴考核，定期监测、评估、通报，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原标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

让婚俗归“礼”去“利” 涵养文明乡风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