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散文：梯田荒了

我是腊月二十八回到沂蒙山的。大巴车在盘山公路上甩了最后一个弯，村庄就斜斜地躺在山坳里了，像一件晾了太久、颜色发白的旧衣裳。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只是更佝偻了些，枝桠刺向灰蒙蒙的天，像在问些什么，又像什么也没问。

行李很轻，一个背包就装下了这些年在外头积攒的全部。心却陡然沉了，沉得脚步粘在冻硬的土路上，一步一个迟疑。我竟选了条远路——绕过新修的水泥村道，拐进了西山那条人迹罕至的小径。那是条属于虫鸣、草籽和我童年的路。路还在，只是瘦了，窄了，两旁的荆棘蛮横地侵过来，拽着我的裤脚，仿佛挽留，又仿佛驱逐。

然后我就看见了它们。那些梯田。

记忆里，它们该是这个时节最齐整的。一场雪后，黑土被镶上银边，一层一层，熨帖地铺上山腰，像大地勤勉的琴键，等待着春风来弹奏。腊月底，田埂该被拾掇得刀切一般笔直，枯萎的草根都被搂得干干净净，露出土地本分的褐色。那是庄户人写给苍天的敬惜字句，横平竖直。

可现在，它们荒着。大片大片的荒，漫不经心，又理直气壮。枯草长得疯狂，没过了人的膝盖，在北风里伏下去又扬起来，是一片黄褐色的、呜咽的海。几处石堰塌了，石头滚落在荒草里，像散落的骸骨。梯田的轮廓模糊了，那架大地之琴的键位已然朽坏、陷落，再也奏不出清晰的节拍。风从山谷那头灌进来，穿过枯草的缝隙，发出一种空旷的哨音。那哨音里，我忽然听见了寂静——一种被抽走了筋骨的、庞大的寂静。

我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土是冷的，松的，从指缝间簌簌地流走，留不住。我记得这土，它曾粘在父亲的锄刃上，曾糊满我儿时的光脚板，曾在每一个秋天的场院里，被扬成一道金灿灿的虹。如今它从我指间流走，轻飘飘的，仿佛失去了全部的记忆与重量。这不是遗忘，遗忘需要主体。这是湮灭。是那曾经耕耘它、依偎它、从它肌体里索取又归还生命的一整套循环，悄无声息地，停了摆。

年，就是那摆锤。

儿时进了腊月门，年的脚步就夯夯地响了。扫屋，除尘，蒸饽饽，请祖宗，写对子，糊灯笼……一套严整的仪式，像梯田的层级，把日子垫得厚厚的、实实的。最盼是除夕夜，一家人挤在炕上，守着那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等着赵忠祥、倪萍走出来，说“中国中央电视台”。那时的“春晚”是扇门，门外是山村的寒夜，门里是笑声、暖光和一个刚刚展开的、热气腾腾的天下。半夜饺子下锅，父亲在院里点响一挂鞭，清脆的炸裂声撞在山壁上，回响久久不散，那是年兽被驱赶的、确凿的证据。

如今呢？电视大了，亮了，节目多了，笑声却薄了，像隔着层毛玻璃。我坐在父母中间，却像隔着条无声流淌的河。他们仍守着老例：母亲一定要在子时下饺子，父亲一定要在供桌前摆三盅酒。他们做这些时，动作娴熟得像呼吸，却又透着一股近乎悲壮的专注。仿佛一松懈，那维系着什么的最后一根线，就要断了。

而我，成了仪式的旁观者。我不知道灶王爷的画像该何时揭、何时贴，不知道“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的神位该怎么写，甚至快想不起那些在供桌上各司其位的神祇的名讳。我的知识，在另一个系统里增殖；我的时间，被切割成更高效的方格。我没有“闲情”去问，他们，似乎也怕打扰我，不再主动地教。

一种比荒草更深的陌生感，漫上心头。我与这片土地，与这土地上生长出的年，之间那层温热的胞衣，何时变得如此稀薄、冰凉？

除夕在一种温暾的喧闹里过去。初一起早，给长辈拜年。走在冷清的村街上，偶遇的，多是鬓发斑白的父辈。他们的笑容，皱纹里积着同样的落寞，又撑着同样的、不肯塌下去的欢喜。初二清晨，我背起行囊。母亲往我包里塞满自家蒸的饽饽、晒的地瓜干，沉甸甸的，像要把所有带不走的年味，都让我背负上路。父亲只是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雾笼着他的脸。他说：“走吧，道儿上慢点。”

车开动了。村庄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模糊的灰点，嵌在莽莽苍苍的山褶里。梯田的荒芜，此刻在视野里连成一片巨大的、沉默的阴影。我突然懂了，那荒芜的，岂止是几块土地？那是一套语言，一种“活法”，一个曾将天地神人、祖先与子孙牢牢系在一起的、庄重的“场”，正在缓缓地、不可逆转地沉降。

我，我们，像一群熟练的翻译，却正在丢失母语的密码。我们奔赴的那个“新年”——那个以效率、增长、个人成就为刻度的新年，与我们辞别的这个“旧年”，之间横亘的，或许正是一整个文明季候的变迁。我们带走了新桃，却把符咒的奥义，留在了旧岁的门上。

车子颠簸了一下。我抱紧怀里的背包，那些饽饽的温热，隔着布料，微弱地、固执地，熨着我的胸口。

愿父母身体硬朗，能继续为那些垂垂老矣的习俗，多添几炷香火。愿故乡的山水，能在另一种秩序里，寻到安顿。愿我自己，与无数个像我一样的游子，在疾驰的旅途上，偶尔能回头，辨清那荒芜深处，我们所有人的来路。

毕竟，梯田荒了，山还在。年味淡了，年还得过。我们走出很远，远到看不见那缕炊烟，但总有什么东西，像母亲塞进行李的吃食，沉甸甸地坠在心上，提醒你——那仍是你的重量，你的来处，你之所以成为你的，全部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