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线与法庭之间——翟朋举律师这一年的刑辩答卷

如果把刑事辩护比作一场长跑，那么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冲刺那几步，而是前面一整段耐力与判断的积累。和不少“半路转行”的律师不同，翟朋举进入律师行业之前，已经在公安系统一线摸爬滚打多年。经侦、派出所、法治大队都待过，既办过案子，也做过内部审核。

一句话说：他看案件的角度，总是比别人更靠前一点。

这种“靠前”，在2025年的一系列案件结果里，体现得很直接。

这一年里，他和团队手上的刑事案件密度很高，类型也杂，从诈骗、开设赌场，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再到多罪名并行的复杂案件，不少案子时间紧、压力大。外行往往只看到最后的结果，比如“不起诉”“不批捕”“缓刑”“减刑”，但真正的工作量，其实都堆在前面那些外人看不见的沟通、比对和拆解证据里。

年底那起诈骗案件的不予起诉决定，在业内引起过一阵讨论。检察机关给出的结论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听起来简单八个字，但要推动走到这一步，往往意味着辩护律师在证据链条上做了大量反复推敲，把原本被“默认成立”的逻辑一段段拆开，再重新摆回桌面。这类案件，没有戏剧性桥段，更多是硬碰硬的专业活。

类似的节点性成果，在这一年里不止一次出现。审查逮捕阶段争取到不予批捕、当事人被羁押数十天后取保出来；量刑建议从八年谈到五年；检方建议四年实刑，最后改判缓刑；多罪名案件把刑期整体往下拉了一大截。说实话，这些结果放在宣传稿里很亮眼，但对办案律师来说，每一步都走得并不轻松。很多时候就是反复开会、反复写意见、反复沟通，有时一段法律适用的论证能改上十几稿。

翟朋举的一个习惯，是喜欢把复杂问题“翻译”成能被不同角色听懂的话。他早年在公安系统形成的办案语言，让他在和侦查人员、检察官沟通时，能迅速对齐重点；而面对当事人和家属时，他又会换一种更直白的表达方式，把风险讲透，把预期讲清。这种切换能力，在刑辩领域其实很重要——很多矛盾，不是立场问题，而是理解成本问题。

除了办案，他这一年在专业组织和业务建设上也花了不少精力。作为炜衡（西安）所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他牵头做了几场实务分享，把公检法出身的法律人请到同一张桌子上对谈，讨论律师辩护到底该怎么“有效发力”。有同行会后跟他说，这种交流很解渴，因为不是讲概念，而是讲真实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自己做的《刑事案件工作指南》分享，也偏实操路线，从立案、会见、阅卷到庭审推进，把容易踩坑的地方一一拆开讲。没有太多花哨说法，更像一本工作手册。对年轻律师来说，这种内容往往比宏大理论更有用。

2025年，他同时被聘为炜衡全国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并在所内进入执委会担任副主任。从角色上看，已经不只是“多办几个好案子”的问题，而是开始参与更大范围的业务协同和专业标准讨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单兵作战的时代正在慢慢过去，复杂刑案越来越需要团队化分工。

刑事辩护这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漂亮仗”，只有相对更扎实的准备和更及时的判断。把该做的细节一条条做完，把能说清的逻辑一层层说清，很多结果，才会慢慢往有利方向移动。

从公安到律师，从办案人到专业带头人，翟朋举这一年的轨迹，说不上戏剧化，却很典型：稳、密、硬。放在时间线上看，也许正是刑辩律师最有分量的一种成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