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新的官必须理好旧的账，才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陈中华：新的官必须理好旧的账，才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新官不理旧账”，这句流传已久的行政俗语，直指治理领域的沉疴顽疾。所谓“旧账”，既包括上一届政府或领导任期内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承诺、政策与债务，也涵盖因盲目决策、违规操作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旧账陈陈相因、积重难返，不仅制约地方发展活力，损害市场主体与群众利益，更透支政府公信力。“新官理旧账”的提出，标志着治理逻辑从“断代治理”向“连续治理”的深刻转向，而这一转向的关键支撑，恰恰在于对“旧账”背后责任的严肃追责。唯有以追责打破“权责脱节”的困局，才能让“理旧账”从道德号召变为制度约束，从被动应付变为主动担当，真正护航治理体系的连续性与公信力。

“旧账”的滋生蔓延，从来不是孤立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其一，政绩观错位导致政策更迭断层。部分前任官员为追求短期显性政绩，不顾地方实际承载力与长远发展，盲目上马“形象工程”“政绩项目”，仓促做出超越能力的承诺，却未预留后续执行资源与保障机制，任期一到便“拍屁股走人”，将烂摊子留给继任者。其二，权责制度缺位留下监管真空。长期以来，部分领域决策过程缺乏全程留痕与终身责任追溯机制，离任审计多聚焦于经济财务，对政策长期效果、决策合理性的评估不足，责任认定标准模糊，导致官员任内权力无限行使，责任却随职务终止而自然“蒸发”。其三，利益结构固化阻碍问题解决。一些旧账背后牵扯复杂的地方利益网络、部门利益博弈甚至个人私利纠葛，继任者若要触碰这些“烫手山芋”，往往面临重重阻力，缺乏主动“理旧账”的动力与底气。其四，治理文化偏差加剧“断代困境”。传统行政文化中“新官”与“旧官”的身份区隔明显，部分继任者将前任旧账视为“包袱”而非责任，更倾向于另起炉灶、重搞一套，导致治理链条断裂、公共资源浪费。

“理旧账”必须先“追旧责”，追责不是目的，而是推动“旧账”清零、防范“新账”滋生的必要前提。缺乏追责的“理旧账”，往往陷入“旧账未清、新账又生”的恶性循环。其一，追责能打破“权责时间差”困局。建立“决策—执行—终身负责”的责任链条，让每一项决策的制定者无论是否离任，都需对决策的长期效果与潜在风险负责，从根源上遏制“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乱象。其二，追责能抑制“新官造新账”的冲动。如果滥留旧账无需担责，继任者同样有动机为追求短期政绩制造新的“政策白条”“半拉子工程”，将问题继续后置。而严肃追责形成的强大震慑，能倒逼官员决策时审慎行事，兼顾当下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其三，追责能重建政府公信力。政府承诺的连续性是市场与社会信任的基石，当违规决策留下的旧账无人担责，受损的不仅是直接利益相关方，更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通过追责与纠错，向社会明确“谁犯错、谁负责”的鲜明信号，才能修复受损的公信力，让公众相信政府的承诺掷地有声、政策具有稳定性。其四，追责能为“理旧账”提供合法性与资源支撑。部分旧账涉及违规甚至违法决策，若不先厘清责任、追究过错，直接动用公共资源“兜底”解决，可能变相纵容错误决策，引发新的不公。唯有通过追责明确旧账性质、界定责任主体，才能为后续分类处理、合理调配资源提供依据，让“理旧账”既合法合规，又合情合理。

然而，“旧账追责”在现实中面临多重阻力，绝非易事。一是制度衔接障碍导致“无据可追”。部分地区重大决策记录不完整、离任审计标准不统一、责任认定缺乏明确细则，加之历史档案管理不规范，导致许多旧账的来龙去脉难以厘清，追责工作无从下手。二是政治生态顾虑引发“不愿追责”。在部分地方，追责前任被片面解读为“否定历史”“政治斗争”，担心影响班子团结与地方形象，继任者往往选择“沉默的共谋”，对旧账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三是问题复杂交织造成“难以追责”。许多旧账是集体决策、历史环境限制、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责任边界模糊，简单归责于个人易失公允，也难以让相关人员信服。四是动力机制缺失导致“不敢追责”。继任者主动追责前任，可能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影响自身未来的发展空间，形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潜在利益默契，缺乏追责的勇气与动力。

破解“旧账”困局，推动“新官理旧账”常态化、制度化，必须构建“理旧账+追旧责”的可持续机制，以制度刚性破除现实阻力。

其一，制度先行，固化权责轨迹，让追责“有据可依”。推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记录制度”，要求涉及重大项目、大额资金、重要政策制定等事项，必须全程留痕，包括决策依据、论证过程、参会意见、表决情况等均需建档留存、公开可溯，确保每一项决策都能追溯到具体责任人。完善离任审计制度，将政策长期效果、承诺履行情况、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情况纳入审计重点，形成“任前告知、任中监督、离任审计、终身追责”的完整链条。制定旧账责任认定细则，明确不同类型旧账的责任划分标准，区分主观故意与客观失误、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让追责工作既严肃公正，又具可操作性。

其二，分类处理，避免“一刀切”，让追责“精准有效”。建立科学的旧账分类标准，针对不同性质的旧账采取差异化处理方式：对因客观环境变化、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因素造成的“发展型旧账”，如因产业升级导致的项目转型遗留问题，以协调解决、盘活资源为主，不盲目追责；对因前任盲目决策、违规操作、不作为乱作为造成的“错误型旧账”，如未批先建的违法项目、损害群众利益的虚假承诺等，必须坚决启动追责程序，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涉及集体决策的旧账，按照“谁牵头、谁负责，谁拍板、谁担责”的原则，厘清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避免“集体负责却无人担责”的局面。

其三，第三方介入，强化监督制衡，让追责“公开公正”。引入人大监督、独立审计机构、专业法律团队等第三方力量参与旧账清理与追责工作，打破“内部处理”的封闭性，提升工作的公信力与专业性。建立跨区域联合审计、上级移交督办机制，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的复杂旧账，由上级部门统筹协调，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与内部干预。畅通公众监督渠道，通过政务公开、举报平台等方式，鼓励群众参与旧账问题举报与监督，让旧账与追责过程暴露在阳光下，接受社会检验。

其四，激励兼容，保护“理旧账者”，让追责“有动力支撑”。将“理旧账”成效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对主动梳理旧账、依法依规追责、有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继任者，给予考核加分、评优评先倾斜、资源调配支持等激励，打破“做得越多、风险越大”的顾虑。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明确继任者在“理旧账”过程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与明知故犯、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为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激发其“理旧账、追旧责”的内生动力。

其五，文化重构，重塑治理理念，让追责“成思想自觉”。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强化“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观教育，淡化“新官”“旧官”的身份区隔，强调政府作为一个连续体的责任传承，让每一位官员都认识到，治理工作是一场“接力赛”，而非“独角戏”。通过舆论宣传、典型案例通报等方式，宣传“理旧账、追旧责”的正面典型，批判“新官不理旧账”的不良风气，在全社会营造“守责有责、失责追责”的浓厚氛围，让“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成为各级官员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新官理旧账”从“理”到“责”的延伸，是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跨越的关键一步。它考验的不仅是解决历史问题的勇气与智慧，更是建设长效机制、重塑权责文化的决心与担当。权责之账，时间无法冲销；历史之债，责任必须厘清。唯有将“旧账追责”嵌入制度肌理，以责任刚性护航治理连续，才能终结“旧账循环”，让每一届官员都审慎用权、坚守初心，让政府承诺更可信、治理更高效、群众更满意，最终迈向责任清晰、承诺可靠、发展可持续的治理新时代。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