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子兮：以共通的情感想象历史留白，在跨学科视野中安顿边缘人的微光

受访学人简介：苗子兮，自由写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爱好访古，足迹遍布欧亚大陆，希望结合行走、图像与文献，深入古人的日常与奇遇，呈现不为人知的历史切片。代表作包括“壁画上的中国史”系列《观我生》《观无量》；“远行者”系列《大明最后的使臣》《另一个悟空的西游记》等。

采访人：关书朋，学人scholar团队成员。

一、另一个悟空的西游：一个人的四十年，一个帝国的兴衰

学人：唐代众多的西行僧人中，玄奘的光芒几乎遮蔽了所有人。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把目光投向这位几乎快要被遗忘的车奉朝（悟空法师）？

苗子兮：我经常觉得，如果要写一个人的故事，需要和他有一定的缘分。我和“悟空”的遇见就非常机缘巧合。

2023年秋天，我在新疆旅行，来到了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博物馆。那里曾是唐代北庭都护府的所在地，馆内展示了许多和北庭相关的历史人物。在博物馆里，我突然看到了“悟空”两个字。作为听着齐天大圣故事长大的80后，这两个字瞬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看了悟空的简介后，我立马感觉到这个人的故事极不寻常。这位“悟空”原本并非僧人，而是一名唐朝的低阶武官，名叫车奉朝。他在唐朝鼎盛的天宝年间奉命出使异国，结果爆发了安史之乱，导致他无法回国，竟然在西域滞留了四十年。

当他最终回到长安时，已经是唐德宗贞元年间了。他这一来一回的四十年，恰好完整跨越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大转折时代。他用个体生命体察到了宏大时代的巨大变迁。当时，我就意识到车奉朝的故事非常值得挖掘。我进一步去了解他的生平，最后发现这场真实的“西游记”，甚至比我们熟知的神话还要惊心动魄。

《另一个悟空的西游记》

学人：《西游记》系列中“孙悟空”这一名字出现得较晚。早期杂剧版本中，仅以“行者”的形象出现，大约在明代百回本《西游记》中才出现了“悟空”的法名。根据您的考证，“悟空”法名是否可能受到车奉朝的影响？

苗子兮：关于孙悟空是否受到车奉朝的影响，我觉得很难确证。“悟空”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僧人法号，因为“觉悟”、“空性”等都是佛教中常见的概念，所以也没办法断言“孙悟空”的名字一定受到了这位“悟空”的影响。

但我相信，孙悟空乃至整个唐僧取经团队，其实都是历史上无数赴西天者的缩影。一代代取经者走出的道路，极有可能凝结成了《西游记》整个故事的大脉络。虽然无法确认这位“悟空”是否直接影响了孙悟空，但在无数取经者凝结成那个脍炙人口故事的过程中，他作为西行者之一，应该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众多的精华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我们看到的那个自由又坚韧的悟空灵魂。

学人：“悟空”的法号已经家喻户晓。您是怎样绕开大家熟悉的英雄光环，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来讲述唐朝“另一个悟空”的故事？

苗子兮：孙悟空的故事我们已经太耳熟能详了。当代有许多关于悟空的演绎，电影、动画片、游戏等，但那些悟空基本都是基于“齐天大圣”这一基调。历史上的这位“悟空”，他的故事与那个悟空完全不同。它展示的是大时代下个体的命运。我觉得这个故事与那种神通广大、斩妖除魔、令人直呼过瘾的故事完全不同，所以我很想写这个“另一个悟空”，来呈现一个更真实的悟空。

这本书虽然叫《另一个悟空的西游记》，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悟空的故事，一个是时代的故事。关于悟空的故事，我的主要资料来自于他归长安后留下的三千余字的《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以及他埋骨之地的悟空禅师塔铭。但这些材料对于他四十载、数万里的路途经历来说过于简略。所以我希望把他的故事融入到时代的故事里。

关于时代的故事，我进行了多方面的材料搜集：一方面，是时间上的拓展，挖掘唐代悟空生命历程中那四十年乃至更长时间跨度内的所谓的重大历史事件，试图将他的个体生命置于宏大的时代洪流中加以考量；另一方面，我也对他途经的地点做深入考察，比如吐鲁番地区（唐代的西州）出土了大量文书，这些珍贵史料有助于还原悟空曾经走过的那一段旅途的风貌。当时空脉络逐渐清晰，宏大的时代图景愈发明朗，那个时空中的个体生命也随之变得更加鲜活、立体。

在写作上，我也运用了一些技巧。比如我在书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字体：楷体用来表现具体的场景以及悟空的行为与心理，宋体则用来呈现宏大的时代背景。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脑海中反复出现的画面是：历史的海洋波涛汹涌，个体的生命就像海上的浮沫。我们看到浮沫的起起落落，其背后正是海洋的波澜。我希望把“浮沫”的故事和“海洋”的故事都呈现出来。我希望读者既能看见海洋的浩大，也能看见个体在伟大的时代命运中，那一点小小的坚守与所思所感。

学人：这位曾经是武官的“悟空”，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底色。您能为我们勾勒一下，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苗子兮：悟空前往西域的机缘是出使。这次出使其实是唐玄宗时期帝国战略的一部分。他最初是作为帝国意志的一枚棋子出发的，只不过因为世事的无常，他又成了一枚弃子。在那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了自保，他才披上了袈裟，完成了身份的转变。

因此，他和其他一些西天求法的僧人从根本上来说，就很不一样。那些僧人从一开始就抱有一种非常坚定的、要去西天取经求法的目的；而悟空并非主动西行，更多时候是被命运拨弄着，一步一步向前行走。在他身上，那种时代感和命运感表现得愈发明显，那是时代压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力道和痛感。所以，他的形象面貌相对来说也会显得更复杂。

学人：当剥离了齐天大圣的神话光环，还原出一个在异乡重病、思乡的老僧，您觉得这个真实版悟空最动人的地方在哪里？

苗子兮：最打动我的地方，其实是他的法号与行为之间的冲突。他出家时的法号叫“法界”，行将回国时改成了“悟空”。我们知道“悟空”意味着“了悟”世界的“空空如也”。但纵观悟空的整个故事，他并没有真正像他的法号那样“空空如也”，他的心中始终是有执念的，那个执念就是“回家”。虽然这看似矛盾，但我觉得两者都是可以理解的：法号能够表现的是他在四十年漂泊中看尽世事起伏后的一种心境，至于回家的执念，则是驱使他一定要向着故乡行走的动力。

在书的最后，我设计了两重结尾。结语的标题是“隐入尘烟”——先是讲述悟空作为一个个体隐入尘烟，此后他的故事不再为人所知；然后大唐的西域也陷入尘烟，一座座城池在大唐的视野中消失，不再有“西域”。曾经的西域就成为了老僧在林泉下的一声喟叹。这其实就暗中点明了“悟空”的含义。曾经的西域，多么广袤、多么繁华、多么富庶，如今都成为了“空”。

但在结语之后，我又加了一段尾声，想来回应悟空的执念。哪怕他看尽了世事的起伏，看见了大唐西域的沦陷，看透了所谓的“空”，最后他还是做了一件极其执着的事情——他不但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还要埋骨于故乡旁的山巅上，去永远守望故乡。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执念，是跟他之前的那个“悟空”有冲突的，但是他最后的选择就是去完成他的执念。这个执念我觉得就是特别打动我的地方。不管命运是如何去使你不断地去破除那一层一层的执念，但最后总有一个执念，你留在了心里，它不是空的，因为故乡是实在的。

学人：悟空最后回朝，从高原上下来见到的安西、北庭守军，孤悬海外，也仿佛被时代遗忘了。一位老僧与一群老兵在帝国西北边陲相遇了。您捕捉到了个体间怎样的一种生命共振呢？

苗子兮：书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叫做葱岭守捉，位于今天新疆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如果你去过这个地方就会知道，从喀什出发，穿过帕米尔高原其中一条漫长的谷地，最后会在金草滩旁边的高地上看到那座孤独的城池——甚至说城池都有点大，它其实就是一个戍堡。

看到那个戍堡的一刻，你就会知道戍守守捉的人是多么孤独。周边都是高耸的雪山，一条河流在雪山底下流淌，草滩上偶尔有几只羊，除此之外，人烟稀少。戍守的将士们面对的是亘古长存的雪山和变幻莫测的河流，他们很难体会到长安、洛阳那样的人声鼎沸与喧哗热闹。孤独就是这个地方的底色。

主人公车奉朝出发时经过葱岭守捉，因为它是唐朝最西的一个戍堡，从此往后便要踏上帕米尔高原；归来时，他从高原下来也会回到这里。我在这么一个地方设计了一个情节，让归来的悟空与在此戍守了三十多年的老兵相遇。这就像一个命运的比喻：漂泊者与停留者，他们同样孤独，然后在一个孤独的边陲戍堡，发生了一场相遇。

学人：写到这里，是怎样一种心境呢？

苗子兮：悟空回来的时候，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在观察。他看到了“我”的国家，还有这群孤军在这里勇敢地守护着。

关于这支在西域坚守到最后的唐军，我对他们的了解源自一支名为《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的广告片。片中讲述了安西、北庭的唐军与中央隔绝后，有一支小队要把军费从一个城护送到另一个城；这么一支小队最后被打得只剩下一个士兵，但他还是坚持把军费送达了。当那个镜头出现——城里的守军一个个脱下头盔，露出全是白发苍苍的老兵的面孔时，我感到特别震撼。这个镜头让我希望将目光投向这支唐军，想要去展现在安西、北庭已经与中央隔绝，成为飞地后，他们是如何生存与战斗的？

但在探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更多的面相。此前，我觉得这是一支令人敬仰、意志坚韧的军队，但我渐渐地认识到一个现实问题：人必须得吃饭穿衣。原本唐朝在西域驻军的绝大部分军资由中央调拨，但与中央隔绝后，军饷从哪里来？

我在书里运用了一些西域文书，如和田、库车地区的材料，揭示了当时戍守唐军获取物资的方式：向当地百姓征收。征收这个词在这儿用，其实是合适的。因为西域文书显示：他们会征收马匹、钱、劳役、羊皮，甚至还有一条材料展示他们向老百姓征收兔子。而且当时的征收税率非常高，基本是六点五只羊，要抽两张羊皮，约三分之一的税率。在这样的局面下，当地百姓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因此，我希望把这一面也呈现出来：所有的英雄主义并非高悬的空中楼阁，底下必然有无数我们看不见的人在提供支撑。当悟空作为一个西归的僧人经过安西、北庭时，他很可能看到的正是这样的局面——当地百姓为了支持唐军而不得不忍受的痛苦。

《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

二、以共通的情感想象历史留白，在跨学科视野中安顿边缘人的微光

学人：作为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多数人通常选择深耕学术领域，您却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与行走者。这种仿佛从“象牙塔”到“旷野”的转向，是源于某种特定写作瞬间的决定，还是对传统历史叙事的主动突破？

苗子兮：其实我挺想成为一个学者的，但是怎么说呢，我在研究生阶段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和惯常论文的要求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我感到暂时不能够走学术这条道路了。于是我就到社会上来，先接受一下社会的磨砺。

回望过去，确实也是绕了特别大的一个圈。之前我没有在写作，做了很多其他工作。后来终于有机会继续写作历史，觉得命运对我不薄，又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学人：从学术研究转向非虚构历史写作的过程中，之前的学术背景与现在的写作实践产生了怎样的连接？

苗子兮：我的具体研究方向是南亚史。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我会去关注那些更加边缘的地区。在历史系，中国史研究往往更受重视；而在世界史中，欧美史研究又是主流，像亚、非、拉美地区基本上都是被忽略的角落。但我会觉得，在那些当下非主流的区域，反而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悟空出使的目的地是罽宾国的东都，东都即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悟空还走过诸多佛教圣迹，分布在印度和尼泊尔。当我在书写悟空在南亚的行程时，脑海中会浮现出读研时对这片土地的一种遥望。

书中有一段在描写悟空在印度河平原到恒河平原的那片土地上行走，编辑读后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其实正是因为我原来的专业背景，使我对那片土地会更加关注。顺带着，从中国到南亚的漫长交通线，也在我的视野中成为了生动鲜活的具体场域。我觉得这就是专业积累与学术实践带给我的，它们和写作在某个瞬间自然地相互成就了。

学人：从壁画中的女性、边民，到明朝的郑安德肋，再到这位被遗忘的悟空，您总是将显微镜对准历史缝隙里的“小人物”。对您来说，书写小人物意味着什么？

苗子兮：其实，书写小人物比书写大人物更具挑战，甚至是一条更加孤独的道路。大人物自带流量，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大IP”，会有很多人愿意主动地去了解、关注，因此书写他们更容易得到重视，以及更及时的反馈。至于小人物的话，大多不为人知。创作者得先费劲地跟别人解释“他们是谁”，或许才能引起别人的兴趣，来看一眼。书写小人物，是一件费力但反响相对较弱的事情，但是我依然想要去做。

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小人物。我对那些历史中被遗忘、没有面目的人，抱有一种更加想要去了解他们的状态、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情绪的心境。尽管他们的处境与我们不尽相同，但仍然具有很强的共同性——我们都是时代中没有太多力量的那部分人，不得不忍受时代施加在身上的压力。

然而，哪怕这些小人物一直被时代和命运拨弄，但他们身上依然展现出勇气与坚韧。就像《大明最后的使臣》中的郑安德肋，他是一个在中文史料中没有一字提及的人物，但他却是古代史上走得最远的中国使臣，他跨越了三大洲、三大洋，去到了只有在地理课本上才听说过的地理单元。如此渺小的人物，依然能在大时代中做出非凡的事情并展现勇气，这些小人物就是特别值得去书写的。所以，我想用这份微小的力量，让小人物的微光能够再次成为火焰，在人类的记忆库中留下他们的位置，让他们的故事也能够进入不朽。

还有悟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哪怕命运将他拨弄到万里之外，他还是在错综复杂的政局中找到缝隙，费尽千辛万难回来了。“回家”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执念，就像现在的春节，很多人费力抢票也要回家，这种心意是我们普通人所共享的。我希望让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被更多人所知。

学人：书写小人物时，存在许多历史的留白。您如何平衡严谨考据的理性与合理想象的感性，从而在不破坏史实的前提下构建人物的内心独白？

苗子兮：写小人物有一个危险的地方：他们留下的材料太少，特别是几乎不会留下关于他们心情的描述。比如李白或苏轼，他们自己就是诗人、是表达者，会留下许多描绘此刻心境的诗篇，而小人物根本没有这些。但是如果完全放弃了对小人物内心的描摹，就无法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人。因为人是有情感的，你不能只描述他的时代和外在行动，要把他变成一个鲜活的人，就必须展现他内心的波澜。这该怎么做？必须运用“共情”。

共情的基础是人类情感模式的可靠性。我们似乎一直有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历史时必须“客观理性”，进而将历史叙事中的情感描述视为不可靠或虚妄的。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所谓的“客观理性”反而更为相对。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与几千年前的人相遇，彼此用“客观理性”来描述事物时，是会有冲突的。比如你告诉古人：“地球不是宇宙中心”，或是“地球是圆的”，在他当时的“客观理性”中，这些都是不可理喻的。随着人类认知发展，“客观理性”反而是更易受波动、受影响，甚至可以被屡次颠覆。相比之下，人类的情感模式却非常稳固，今天的喜怒哀乐与几千年前是一致的。

我发现这一点，是有一次我在读《诗经》，诗中描写一位女子在城门等待心上人。已经过了两千多年，我仍然能很深刻地体会到那位女子的心境。这说明我们的情感模式从未改变。这种可靠的、共通的情感模式，正是我们理解远隔时空之人的一个基础。只要了解到人物所处的境遇，我其实是能够体察到他此刻的心境。所以，我就想在这一方面做出一些努力，去把他在处境中的心情表现出来。

学人：您的创作横跨历史学、艺术学、文学与人类学。跨学科思维是如何帮助您打破传统史学边界，更好揭露被历史学单一学科视角遮蔽的切片？

苗子兮：其实，历史学本来就应该容纳很多其他学科的方法。因为它研究的是人。人处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甚至人的身体也属于自然，所以研究人本身，可以考虑其他学科、甚至自然学科的一些方法和成果。

在前两本讲壁画的书（《观我生》《观无量》）中，某一些篇章就引用过其他学科的成果。比如讲述楼兰LE古城的一座西晋壁画墓时，会涉及楼兰当地自然环境的变迁，就需要引用相关环境学、气候学的论文。再如讲述山西博物院藏的隋代虞弘石椁时，又会引用到一些基因学或体质人类学的成果，来探究虞弘这个人究竟是来自哪里。

这种跨学科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历史研究中。我们研究历史，已经不可能只看文字材料，必须要尽可能了解这个人所处的环境以及这个人的方方面面，对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我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去用相关的方法。

学人：您在《观我生》中解读壁画，在《另一个悟空的西游记》中也使图像与文献相互证明。在您的写作过程中，图像是否曾修正过您对文献的固有认知？

苗子兮：学历史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惯常的认知——文字材料才是重要且可靠的。但我认为图像也是记录历史的重要方式，甚至比文字运用的时间更长。文字从苏美尔文明开始，也就几千年历史；但人类绘制图像的历史已有几万年了，因此图像一定要纳入历史研究的史料范畴中来。在我的前两本书《观我生》和《观无量》中，我就试图去挖掘图像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在《另一个悟空的西游记》中，我也运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图像，来提供那些文字可能没办法直截了当告诉我们的细节。

比如车奉朝作为唐朝使臣来到罽宾国。这个时代距今已经非常久远了，关于罽宾王长什么样子，是几乎没有文字记录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罽宾王的形象留在了钱币上，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一枚罽宾突厥沙希王朝的钱币，看到罽宾王盛装的模样——他戴着装饰牛头与双翼的宝冠，衣服上装饰着连珠璎珞。就这样，图像帮助我们去想象与还原悟空眼中的罽宾王的样子。

突厥沙希王朝钱币

学人：您通过讲述历史故事，践行公众史学叙事。当前碎片化的时代里，您怎样看待多元纷呈的琐碎的历史叙事？

苗子兮：我们会在自媒体上看到很多历史叙事，有些叙事也许有些奇怪，或者在更专业的人士看来是有些荒诞不经的。

但我的态度是，这种历史叙事其实是反映了诉说者和接受者的一种心态。我们不应该仅仅去驳斥“哎，你这个说的不对，不符合事实”，而是去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会这么传？这是更有分析价值的。我们不应只关注观点本身，更需要关注背后“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前阵子特别流行的“悼明”现象。如果你去驳斥，说明朝并不是一个多么好的朝代，意义并不大。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并不是明朝这个朝代究竟好不好、值不值得追思，而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突然有很多人想要怀念明朝。明朝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我看来，人总有一种倾向，想要把自己和一个伟大的传统联系起来，而明朝就是他们在想象中的那个伟大传统，是他们想要去回忆的盛世。甚至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是首次出现。在古代，人们也会去追溯一个辉煌的过去，比如孔子说“吾从周”。即便我们今天看周代并不一定觉得有多好，但孔子会坚持“吾从周”。这些都可以当作一种社会心态来看待，我们可以去试图理解这些观念背后的时代情绪。

三、与世界相遇，在古今共振中安顿当代的漂泊感

学人：行走也是您创作的重要实践，行走过程中获得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苗子兮：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人，也去过一些国家，而且我的旅行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比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等。我行走的时候，一方面我会想象古代旅人曾经也在这里行走过；另一方面，我也在此体会着人类的共通性。

虽然我看到的环境，异域感非常强，但我与当地人仍然能够进行一种朴质的理解，尽管语言完全不通——很多地方的人不会说英语，只能用肢体语言或一些共通的声音符号来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加深了对“人类情感模式是共通的”这一认识的理解。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他们会投来善意，会对我产生好奇，这种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完成的精神交流非常神奇，或许也是古代旅人来到异域时曾经遇到过的局面。

在赠送《大明最后的使臣》这本书时，我经常会写下一句话：“和世界相遇”。我特别希望大家能更多地去与世界相遇，这样彼此间的隔膜与误解会减少很多。因为在真正与世界相遇时，你会感到我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我们是一样的。

学人：悟空漂流在外时期的西域，不仅有佛教，还有唐朝与吐蕃、回纥、大食的博弈。在您的行走过程中，对“西域”这片空间，是否有更新后的认知？

苗子兮：其实西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我甚至有一段时间认为：我的前世可能是一个西域来的商人，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烤肉串、馕，一闻到香味就走不动路。我曾留意过很多西域乃至丝路相关的史料、图像，但实际行走时，那种历史感会更加强烈。

我们所谓的西域，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交融地。在西域，能看到很多文化交融的印记。比如吐鲁番，就是唐代的西州，更多呈现的是汉文化，像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的唐俑，其装束、发型和风貌，都能体现唐代汉地文化的美好与精致。而西域的另外一些地方则有更多文化的融入，比如米兰遗址中的有翼天使可以在希腊罗马文化圈中见到，这让我觉得特别吸引人。

实际行走时，你还可以感受到自然地理对塑造这块土地文化特色的重大作用。那些像珍珠一样的一串串绿洲，竟然滋生出一个个城市；周边高耸的山脉形成了屏障，但山间的隘口又容人马行走，使得这块地方并不隔绝，土地上一层层积累的文化遗迹，让我们感受到这片土地一直与更广大的世界进行着连接。

至于位于西域核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通常我们会觉得那就是一片死寂的茫茫沙海，但其实这片沙漠中仍有生命。比如我在库尔勒时，驱车沿着那条横贯沙漠的公路行走到腹地区域，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胡杨林，林间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湖泊。在那一刻我想到，正是这些树林和湖泊，使得沙漠并不是完全死寂、荒蛮的存在。历史上包括悟空在内的那么多旅人横穿了沙漠，偶尔出现的树林和湖泊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突然乍现的生命力，他们饮下甘甜的水，缓解焦虑和干渴，从而可以继续前行。只有在沙漠里真正穿行过，才能够体会古代旅人在被荒莽死寂笼罩许久之后，突然见到生命力展现时的那份欣喜。

学人：车奉朝在异乡滞留四十年，这种被卷入时代洪流中无法还乡的孤独感，对今天在城市里打拼、同样感到漂泊感的人来说，具有怎样的治愈意义？

苗子兮：我认为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从这个故事中感受到的点会千差万别。

对我个人而言，写这本书时，也是在我人生的中途。我随着悟空行走了万里，看见了世上的起起落落、白云苍狗。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生活也曾经历过迷茫、无助与豁然开朗。对我来说，这次书写本身也是人生的一段旅途，尽管我并未在物理空间上离开。

当我们观看他人行走万里时，其实也是我们在自己人生路上的一次跋涉。我相信，在某一个瞬间，我们会与那位千年前的旅人感同身受。当我们在人生路上遇到各种挫折险阻时，想一想那位在异乡滞留四十年却从未放弃归途的旅人，或许就会获得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学人：面对数字化与AI大模型的冲击，您认为历史学者应如何利用视觉与技术资料增强读者的“临场感”？您在创作中是否会考虑利用新技术来辅助历史叙述？

苗子兮：我比较“土”，不太会用新技术。但我挺希望后面如果有合适的合作者，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把“悟空”或“郑安德肋”行走的故事，用一种更加现代化的手段复原出来。

因为毕竟我写的是文字，文字给大家提供的直观感受是有局限的。其实我脑海中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但目前可能我还没有能力将其完整呈现。假如日后有合适的合作者，我还是挺期待我们可以一起来把那个壮阔的世界之旅表现出来。

学人：在您未来的写作地图中，还有哪些“被遗忘的人物”或“不为人知的切片”正在等待被唤醒？

苗子兮：这个问题已经被问过好多次了，因为大家都非常关注下一个主角是谁。

我曾尝试去寻找，但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像“悟空”或“郑安德肋”那样，能立刻抓住我全部关注点的人物出现。虽然有一些话题我会尝试去深挖，看看是否有进一步创作的可能性，但目前我仍在等待这一场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