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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银行”)作为山西省金融改革的关键落子,其归属脉络清晰而深刻:该行由山西省财政厅通过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现绝对控股,实际控制人为山西省人民政府,系纯粹的省属国有法人银行。需首先澄清核心事实:山西银行并非由原五家城商行简单合并而成,而是2021年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批准,以“新设合并、剥离风险、财政注资”模式全新组建的省级法人银行,彻底区别于市场化并购逻辑,彰显地方政府主导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的战略定力。其股权结构设计精准承载“服务山西、稳健经营、普惠民生”的使命基因,是中国中小银行改革“山西方案”的制度结晶。
山西银行诞生于区域金融风险化解的紧迫时刻。2019年前后,山西省内大同银行、长治银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阳泉市商业银行五家城商行普遍面临资本充足率承压、不良资产高企、公司治理薄弱等共性挑战,个别机构风险已触及监管红线。在中央“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下,山西省委省政府果断启动省级统筹改革:2020年8月,由山西省财政厅牵头成立重组工作组;2021年4月24日获金融监管总局正式批复;4月28日,山西银行在太原揭牌开业,注册资本239.96亿元,一举成为山西省资产规模最大的地方法人银行。尤为关键的是,重组过程严格遵循“风险隔离”原则——原五家银行的不良资产由山西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省属AMC)专业化承接处置,新设银行“轻装上阵”,彻底切断历史包袱,体现“法治化、市场化”风险处置智慧。
股权结构设计彰显省级国有资本的战略主导与精密布局。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山西银行工商备案信息,其股权高度集中且纯正国有: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山西金控”)作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63.76%;山西省财政厅直接持股3.99%,形成“间接+直接”双重控制;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余家省属骨干国企合计持股约32.25%。尤为关键的是,所有股东均为山西省属国有独资或全资企业,无任何民营资本、外资或自然人股东,彻底杜绝控制权分散风险。山西金控作为山西省政府授权的金融国有资产运营平台,由山西省财政厅100%全资持有,其控股地位确保山西省财政厅对山西银行实现穿透式管理,最终控制权牢牢归属山西省人民政府。这一结构严格遵循《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对主要股东资质的要求,同时契合山西省“金融资源省级统筹”的改革导向。
股东背景深度塑造山西银行的战略基因与治理逻辑。山西金控作为核心控股平台,肩负“整合全省金融资源、服务转型综改示范区”的省级使命,其旗下涵盖证券、信托、基金、担保等全金融牌照,为山西银行提供跨业态协同支持——例如联动山西证券开展“晋兴板”企业投融资服务,协同山西再担保集团创新“乡村振兴贷”风险分担机制。其他省属国企股东则注入产业场景:交通控股集团助力“交通物流供应链金融”,国际电力集团赋能“能源保供专项贷款”,建设投资集团支撑“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基建融资。这种“金融控股平台+产业集团”的股东矩阵,使山西银行天然嵌入山西省“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布局,在服务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太忻经济区建设等省级战略中精准发力。治理层面,董事会成员由山西省委组织部、财政厅协同提名,党委书记与董事长分设但强化党建引领,将“党管金融”原则深度融入公司治理,同时引入外部独立董事强化专业监督,实现政治属性与商业逻辑的有机统一。
置于全国中小银行改革图谱中审视,山西银行的股权设计具有三重标杆意义。其一,开创“省级财政主导型”风险化解新模式。区别于辽宁通过存款保险基金注资、四川引入央企战投等路径,山西选择由省财政厅通过山西金控全额注资(首期注资超150亿元),彰显地方政府“守土有责”的担当,为财政实力较强的省份提供可复制样本。其二,筑牢“服务本土”的战略定力。股权纯国有属性确保银行经营不偏离“支农支小”本源——开业三年累计投放普惠小微贷款超800亿元,县域网点覆盖率提升至92%,2023年涉农贷款增速达18.7%,远超行业均值,切实将国有资本优势转化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其三,强化区域金融安全屏障。股权高度集中避免多头博弈导致的决策迟滞,在2022年山西暴雨灾害、2023年煤炭保供等关键时期,银行迅速启动应急信贷通道,体现“国有金融主力军”的响应速度与责任温度。
当然,挑战亦需清醒认知。股权结构单一可能弱化市场化激励机制,需通过高管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利润增量分享等改革激活内生动力;原五家银行企业文化融合仍需深化,避免“物理合并”未达“化学反应”;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如何平衡政策性任务与商业可持续性,考验精细化经营能力。对此,山西银行积极破题:建立“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指数”纳入绩效考核,与浙江大学共建“区域金融研究院”提升专业能力,试点“数字风控平台”降低普惠业务成本,彰显改革韧性。
回望来路,山西银行的诞生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生动实践。它既非西方私有化逻辑的产物,亦非简单行政指令的叠加,而是山西省委省政府在中央政策框架下,以制度创新破解区域金融困局的理性选择。其股权结构如同精密齿轮:山西省财政厅是动力源,山西金控是传动轴,省属产业集团是执行端,共同驱动金融资源精准滴灌三晋大地。尤为可贵的是,这一改革始终坚守“人民金融”底色——原五家城商行储户权益100%保障,员工平稳过渡安置,无一例风险事件外溢,彰显“金融为民”的初心使命。
今日之山西银行,总资产已突破3500亿元,不良贷款率持续优于监管要求,其“晋心晋力”服务品牌深入田间地头与厂矿车间。这些成就的根基,正在于其清晰稳固的国有股权结构:它不仅是山西省属国有资本优化布局的成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建设金融强国与山西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征程中,山西银行的实践深刻启示:中小银行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于将国家意志、地方战略与金融规律深度融合,以清晰的产权归属保障服务方向,以坚实的资本实力筑牢风险底线,以深厚的人民情怀校准发展坐标。这段由责任与智慧书写的改革篇章,将持续为全国区域金融治理提供“山西经验”,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绽放持久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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