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我同居一室，难舍难分，直到妻子突然出现

1995年10月10日下午，东莞新华大酒店后楼梯的灯泡闪了三下，像谁的心跳漏拍。保安部总监老周捏着对讲机，听见前台报“有家属来访”，腿肚子先软了——妻子从湖南坐十小时绿皮车，拎着两罐剁辣椒和一包给儿子织到一半的毛衣，直奔酒店而来。

同一分钟，七楼单间里，邓柳蓉正把刚出锅的萝卜牛腩往碗里倒，热气糊了窗。她不知道，这盆菜是她作为“嫂子”的最后一顿晚餐。

老周给邓柳蓉的退路只有一条：搬回八人间女工宿舍，上下铺、铁架床、蚊帐发黄，床头挂着陌生姑娘的乳罩和袜子。那里没有24小时热水，没有他偷偷接进来的小冰箱，更没了夜里两点下班还能去卫山公园吃一碗加辣牛腩粉的奢侈。

邓柳蓉没吵，手一抖，瓷碗沿磕在桌角，崩掉一块釉，像谁脸上被刮走的粉。她问那句话的时候，声音轻得像走廊的地毯吸走了所有底气：“就这样了？”老周没敢看她，只把备用钥匙收回，金属碰撞声脆得吓人。

酒店里其实早有人打赌“嫂子”能撑多久。客房部大姐在布草间传话：邓柳蓉的床单三天两头换，不是血渍，是头发掉得厉害。餐饮部小男生夜班回来，撞见她在消防通道哭，烟头落一地，像一场无人知晓的火灾。

可没人真敢当面笑。老周手里有排班权、奖金权、甚至谁留谁走的签字笔。权力像一堵无形的墙，把道德隔在了墙外。姑娘们只敢在背后啐一句“攀高枝”，转头又羡慕她不用挤澡堂——九十年代的外资酒店，热水限时，一姐们儿因为洗头迟到被扣了半日工资，当众哭成泪人。

老周的妻子到了，穿的确良衬衫，袖口洗得发白。她没吵没闹，先给前台姑娘分辣椒，说“自家晒的，别嫌弃”。那瞬间老周忽然明白，自己怕的不是她闹，而是她什么都不问。妻子越客气，他越像被扒光——那层叫“好人”的皮，一撕就烂。

邓柳蓉搬宿舍当晚，整层楼听见铁架床吱呀了一夜。第二天她照常六点起床，黑眼圈用粉底盖了三层，端盘子依旧笑出八颗牙。只是再没人喊她“嫂子”，称呼退回冷冰冰的“小邓”。月底评优，她的名字从红榜消失，理由是“宿舍卫生扣分”。

老周后来升了副总，搬出酒店，家却像旅馆。妻子把儿子毛衣织完又拆了，说尺寸不对。邓柳蓉在第二年春天辞职，没告别，宿舍抽屉留下半包玉溪，烟盒上写了一行字：烟我戒了，你也早点。

九十年代的风吹过去，酒店外墙翻新成玻璃幕墙，再也找不到当年那条幽暗后楼梯。只是偶尔，老员工聚餐，有人提起“嫂子”，画面仍停在萝卜牛腩腾起的白雾里——热气背后，是一张想留却留不住的年轻脸。

故事没给任何人答案，它只负责把裂缝撕开：有人看见道德，有人看见权力，有人看见女人。裂缝里掉出的碎瓷片，至今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