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7年的夏天，巴黎爱丽舍宫里，一封急电让戴高乐彻底失态。
这位法国总统把电报狠狠摔在办公桌上，脸涨得通红，指着一群幕僚大声咆哮：“谁能告诉我，中国怎么可能跑到我们前头去了？”
让他大动肝火的消息只有一个：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炸响了。
这位法兰西元首的火气不是没来由的。
论搞原子弹，巴黎虽然比北京早了四年；可到了氢弹这就邪门了，一穷二白的中国竟然搞了个弯道超车。
咱们来看看这张被称为“核大国门票”的时间表：财大气粗的美国人耗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老大哥用了四年；英国人折腾了四年半；而法国人直到后来才弄出来，前后花去八年半。
可谁能想到，那会儿穷得叮当响、专家撤走、技术被全面封锁的中国，硬是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这简直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生存本能逼出来的奇迹。
而在这场奇迹的背后，那个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人，当时在国际上就是个“路人甲”——他的名字叫于敏。
现在提起他，大伙儿都说是“天才”，是“无私奉献”。
这话没错，但还没说到点子上。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于敏带着他的队伍，做对了几次关乎国运的生死抉择。
这些选择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字：“舍得”。
头一个岔路口，撞上了1961年的冬天：是当学术泰斗，还是当个隐形人？
那年，钱三强敲开了于敏的门。
那会儿的于敏，在北大物理系可是风云人物。
导师们都竖大拇指，说这孩子物理天赋极高，原子核理论研究搞得有声有色。
按理说，只要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他就是中国的波尔或者爱因斯坦，拿诺贝尔奖那是迟早的事。
钱三强带来的话短得吓人：搞氢弹。
这笔“机会成本”，大得让人哆嗦。
那时候咱们国家难啊，脖子上架着刀。
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放过狠话，绝不让中国手里有氢弹。
苏联那边呢，专家撤了，设备停了。
这就是明摆着的核讹诈。
于敏心里那杆秤早就平衡了：要是国家连个安全底座都没有，你个人的学术成就再高，那也是盖在沙滩上的楼阁，浪头一打就塌。
他忘不了十几岁那年留下的心理阴影——骑着借来的破自行车差点撞上日本人的汽车，人家不但不刹车，还指着鼻子骂娘。
那种被踩在脚底下的滋味告诉他一个硬道理。
“国家这会儿需要我，我这就上。”
这话不是喊口号，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止损。
他把自己扬名立万的“小我”给牺牲了，换来的是整个民族生存的“大我”。
打那个冬天起，物理学界少了一颗新星，绝密档案里多了一个代号。
这一藏，就是整整二十八个春秋。
第二道坎在1965年：没枪没炮，这仗怎么打？
氢弹那玩意儿理论太复杂，美苏那是靠超级计算机没日没夜“堆”出来的数据。
可咱们呢？
惨得很。
全国就那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还得排队，大部分时间得紧着原子弹那边用。
分给氢弹预研小组的时间，少得可怜。
咋整？
要是按常理出牌，肯定得去要去争机器时间，或者干等着硬件升级。
可于敏把牙一咬，选了条笨路：没电脑，咱们有人脑。
既然机器算不过来，那就把原理吃透。
要是搞不清背后的物理逻辑，计算机跑出来的数据也就是一堆废纸。
他和伙计们愣是靠着算盘珠子、计算尺和一双肉手，把氢弹爆炸那个复杂的物理过程给拆解得明明白白。
1965年9月，于敏带着队伍去上海“蹭”机器（那边有台性能稍微好点的）。
在随后那一百多天里，他们不是在那瞎猫碰死耗子，而是靠着对物理规律的精准直觉去验证。
就在那堆成山的草稿纸里，那个独一无二的物理模型浮出水面。
这就是后来让全世界掉下巴的“于敏构造”。
这也是为啥咱们中国能用最少的试验次数、最快的速度把氢弹搞成。
因为咱本来就没那个本钱去试错，逼得你必须在理论上做到万无一失。
西方人要是想不通这一点，就永远搞不懂为啥算盘珠子能敲出蘑菇云。
最后一道关，出现在1967年以后：要命，还是要速度？
氢弹响了，世界震动。
美国人急眼了，苏联人也怕了。
外面的风向变了，美苏联手搞起了《核不扩散条约》，想把核大国的门缝彻底焊死。
在这扇门关上之前，中国必须把热核试验做完，把数据攒够，要不然以前的罪都白受了。
这会儿的于敏，身子骨早就不行了。
高原上缺氧，加上脑子每时每刻都在转，彻底把他身体搞垮了。
1969年，胃病把他折磨得脱了相。
搞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时候，他虚弱得连上楼梯都费劲，得用手搬着腿往上挪。
1971年深更半夜，他突然休克，要不是妻子孙玉芹发现得早，人可能就直接交待了。
1973年，在列车上他又一次休克，直接被拉进了急诊室。
都这样了，能不能歇口气？
不行。
于敏和邓稼先想得一样：必须跟阎王爷抢时间。
在这个节骨眼上，数据比命金贵。
为了拿到第一手最准的数据，他顶着零下三十度的白毛风，硬是爬上了百米高的铁塔顶端。
这是一场拿命换时间的豪赌。
赌赢了，中国在核武器这张桌子上就有了永久的席位。
但这注下得太重了。
常年的保密让他根本顾不上家，妻子孙玉芹直到1988年解密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枕边人这几十年是在干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
2012年妻子突发心脏病走了，这成了老爷子晚年心里过不去的坎。
他总觉得自己亏欠家里人太多太多。
回过头来算算，这笔账到底划不划算？
老外后来有句话评价得挺到位：“这一个人，顶得上十个集团军。”
这不光是因为氢弹炸响了，更因为于敏搞出来的氢弹是能实战、能小型化的。
他在80年代又一口气突破了第二代核武器（中子弹）和核武器小型化的技术瓶颈。
这就意味着，咱中国手里不光有了杀手锏，而且这杀手锏还特别好使、管用。
1999年，73岁的于敏头一回站在聚光灯下，领了那枚沉甸甸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面对铺天盖地的赞誉，他把“氢弹之父”的高帽子给推了。
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会被时间冲刷干净。”
这话听着谦虚，其实透着一股子极度的通透。
在他眼里，名字、名声、甚至这副身板，那都是可以被“核销”的成本。
而赚回来的收益，是这个国家面对列强霸权时，终于有了不用看人脸色的底气。
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科学家的逻辑：在啥都没有的绝境里，用这一代人的隐姓埋名，换来后世百年的脊梁骨挺直。
值不值？
你看看今天的中国，答案就写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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