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公平：经济学的与社会学的

公平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法则是仁爱，要人人相爱。

这对经济学来说，全是废话。市场是什么？是交易，交易的双方爱的都是钱，不会因为你是老板就仁爱天下，也不会因为你是员工就大公无私。在这种意义上，老板与员工、员工与老板，人性是一样的，都一样贪婪，这就是人性。

既然市场上理性人的目的性是如此赤裸裸，那如何定义公平呢？

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

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竞争性公平，如同奥林匹克的竞技场，机会均等与规则公正。这一传统可追溯至亚当・斯密，并在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市场思想家那里得到系统发展。

经济学假设个体是理性自利的行动者，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因此公平的首要含义是人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没有人能凭借行政权力定义市场。无论是高铁的行政性涨价，还是楼市出台的 “限跌令”，本质上都是对市场价格信号的扭曲。

竞争性公平有很残酷的一面：在市场中，结果不平等本身并非不公，它源于能力、努力与选择差异。

但如果你硬要作为 “自己人” 的民企，只能用臀部踢球，而作为 “不死鸟” 的国企，可以直接用手射门，那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弗里德曼用一个极简的寓言点透了这一逻辑：设想四个鲁滨逊各自漂流到邻近的四个岛屿，一人登上富饶的大岛，三人登上贫瘠的小岛。他们发现了彼此的存在，大岛主不愿分享，小岛民是否有权联合起来强迫他平分财富？弗里德曼进一步追问：如果你和三个朋友走在街上，你恰好捡到一张 20 美元钞票，你不愿均分，他们是否有权强迫你分享？

结论是：两个错误不能造成一个正确。富有的鲁滨逊不愿意分享他的财富，不是别人强制 “削藩均贫富” 的理由。

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深刻的审慎。

弗里德曼承认：“收入不均等的很大部分系来自先天的赋予，先天赋予的能力和财产。这是在伦理上真正引起困难的部分。” 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将 “平等” 置于 “自由” 之上，结果往往是既无平等亦无自由。他最著名的论断被反复引证：“一个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一个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将会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自由。”

哈耶克的视角更具原理性：公平的前提是程序正义，是人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规则与路径，而不是预先设计的竞争结果。哈耶克的深刻，在于一种逆向思考 —— 如果为了追求人为设计的某种结果正义，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强制力量，干预、修正那条人人平等的起跑线。红色高棉的历史，就是沉痛的反人类证明：1975 年柬埔寨全国约 700 万人口，在追求结果正义的谎言中，非正常死亡近 200 万人。

竞争性公平，允许新人凭更低的价格、更好的服务挑战旧王座，逆袭不再是恩赐，而是权利。正是这样的环境，才让马云、刘强东、雷军、张一鸣、王兴等一大批普通出身的创业者白手起家，从普通人成长为中国经济的标志性人物。他们靠的是市场、产品与效率，而非身份与特权。只有那些不靠竞争、只靠身份与权力占位的人，才是与封建时代一脉相承的权贵世袭。

竞争驱动了效率，而效率从来不是公平的对立面；相反，没有效率支撑的 “公平” 最终只会沦为共同贫穷 —— 而贫穷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公。

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

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则相反，认为人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本身就不公平。“机会均等” 的起点从来不那么干净。

阿马蒂亚・森用一个具体的困境呈现了这种公平观的张力。他设想了三个孩子争一支长笛的场景：一个孩子说自己最穷，从没拥有过任何玩具；一个孩子说自己视力残疾，唯独会吹长笛；第三个孩子说，长笛是他亲手制作的。谁该得到长笛？若论收入平等，给穷孩子；若论福利平等，给盲孩子；若论劳动应得，给制作者。也就是说，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不存在一条人人平等的起跑线。

于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出现了巨大的鸿沟。

如何填平这条鸿沟？

其实很简单，现代社会的解决方案是：让市场充分竞争，定义初次分配；让财政权力主导再分配，实现人人共享的平权主义，为全社会生存权托底。

市场充分竞争，就要允许少数人富起来。因为市场经济的两个驱动轮，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创新，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也不会实现时代级 0-1 的创新突围；社会性公平永远无法建立在贫穷之上，离开效率谈人人平等，是近二百年来最大的谎言。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 2026 年达沃斯论坛上发言：“马基雅维利已死。” 其实他想表达的是，正义与效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存在以效率为代价的正义，这说的还是程序正义 —— 正义的路径决定了正义的结果，也决定了效率。相反，结果正义不过是一种人本主义的预设，它的出发点也许是善意，但强权下的善意，恰恰牺牲了几代人的自由与公平。它的未来是假设，而它的现实既无程序正义，也无结果正义。

米莱命题的核心是：没有效率，不可能有正义。

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竞争，不可能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