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英国领袖为中国倾家荡产，他说愿为中国人而死！

晚清的天色常常是灰的，江面飘着雾，远处传来船炮的闷响，城门口的人群推推挤挤，坚船利炮开到口岸，洋行的货栈一间间亮起来，这条路上也有人转了个身，背着箱子往内地走，行李不多，话不多，走得很直，他的名字落在汉口、落在上海、落在许多病房的床单上，杨格非。

1831年，威尔士的一个小镇，木门后的屋子里摆着圣经，火炉边坐着一家人，格里菲斯·约翰这个名字在教堂里被叫出来，家里不富，手里握的是一本书和一盏灯，16岁开口讲道，声音不高，句子清楚，镇上认识他的人渐渐多起来，生活稳，收入也稳，位置再往上一步就能坐得更舒服，他偏把目光落到东方那片地图上。

那会儿的中国，鸦片战争收了尾却没收住尾，沿海的城里进出的是洋货，也是瘟疫和贫困，码头边的挑夫咳得很重，巷口的孩子眼里没力气，医馆的药柜空着一半，读书的桌子不够，消息飘到威尔士，他心里像被什么敲了一下，箱子合上，辞别写好，船开出英国的港口，海上颠簸了三个多月，登岸的地方是上海。

1856年起，他一个人走进人群，讲道的内容不只在堂里，更多在巷子里院子里，他看见的是缺衣少食、是病痛，口袋掏出来的银子先往米袋里去，再往药铺去，创办医院的念头从那时起就不走了，钱不够，写信回英国，亲友那里一封封求助，自己这头把吃穿砍到最短，书、衣物能卖的都卖，在账本上攒出一行“建院”三个字。

1861年，局势给了一个口子，往内地走的人多了，他选了汉口，长江边的重镇，水汽重，病也重，霍乱一来，街上就躺着人，气味冲鼻，他往里走，先把人扶起来，擦拭，喂药，不看传染的风险，不谈自己安危，有人拉他袖子，他把手抽回去，留下一句，“这里需要我”，这句话落地就不再抬头。

钱又不够用了，房产、田地从英国那边变卖，换来的银子往工地上扔，同行里有人摇头，他不回话，天天守在戈甲营那片地，盯柱子立起来，盯屋顶合上，1866年门牌挂上，汉口仁济医院四个字认得清，手术室的墙上刻着一行字，“凡来者不分贫富，一视同仁”，规矩立住了，人就往这扇门来。

来的人大多穷，诊金拿不出，衣裳旧，鞋底破，他把病历摊开，照看，给药，没地住的安排个铺位，连夜照料，哪天霍乱又起，病床全满，走廊也躺满，药库见底，他一连多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手在调配药品，人也在打盹，几次倒在手术台边，醒了接着干，统计写在账本上，三十年拉开，20万这个数字静静躺着，背后是一户户人家的火又点起来。

他心里明白，治病是当下，教育才是更久，孩子们坐在地上认字的样子他看过，书不够，师资也不够，大同医科学校在汉口搭起来，他自己去讲课，西医的知识摊开，隔行隔山的地方一点点搭桥，课后叮嘱学生把手术台前的冷静与医者仁心放在一起带着走，他的学生里有马林，人沉稳，毕业去一线站班，立过一句话放在胸口，手术台前能倒下，不愿眼看一个生命因贫穷被耽误，这股劲后来进了武汉协和医院的精神里。

办医院不止一家，博学书院、汉口伦敦会医科学校等机构陆续起，医疗、教育两条线并行，人才一批批出来，书页一页页翻过去，他也不只在汉口，足迹踩到四川、陕西、湖南、湖北，到了一个地方，先看药、粮、校舍，能补就补，能建就建，手里永远有一份清单。

走到湖南那次，路上遇洪水，桥断了，粮袋漂走，他和一群人困在山里，天凉，肚子空，他把最后一点干粮递出去，自己靠山泉和野果捱着，脸色发白，脚步还往前挪，等水退了，往下一个村子去的路又开了。

这些年加起来是57年，春夏秋冬在中国轮了一圈又一圈，他没娶亲，没子女，精力和钱都丢在病房、课堂和路上，有人劝返，他不动心，身体扛不住是1912年，两次中风把他按在椅子上，朋友拉着他回头看，他才慢慢点头，船朝西，心朝东，离开那天，汉口码头挤满了人，送行的脚步很密，泪水遮住了眼，他只抬手致意，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回到伦敦，病情没转，窗前坐着，眼睛越过屋脊想起长江的水，想起病房的味道，想起教室里粉笔落下的声音，他把这一生归在一行话里，“我愿为中国人而死”，有人问悔不悔，他摇头，答案干净。

1912年7月5日，消息写在报纸角落，他走了，81岁，墓碑很素，只有五个字，“他爱中国人”，没有长句，没有修饰，走过他诊室的人，读懂了这五个字的份量。

这段故事从边角翻出来，不为渲染风波，是想把善意这件事放到灯下看一眼，地方不同，语言不同，做事的尺子却能合拍，善意无国界，这句话不用高声，放在心里就够响，他留下的，不止是几幢房、几叠讲义，还有一种做事的方法，见困难不绕，见痛苦不躲，见需要就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