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的为官之道：8次晕倒在工地，当市长就要当最好的市长

　　2008年1月的晋北，气温常在零下二十度徘徊。清晨六点，刚从太原赶到大同的耿彦波裹着军大衣，一个人站在北都桥的残垣下，眯眼望着被煤烟熏得发黑的城墙。那天太阳没出来，雾霾像旧棉絮一样压在城头，他低声说了一句：“城门得先打开，风才能进来。”随行人员只听见半句，却知道新市长的脑子已经在转了。

　　耿彦波出生于1958年，出身普通，却自幼沉迷《论语》《资治通鉴》。求学于太原工学院的他学的是水利水电，按理说跟古城无关，但他认定城市建设同样需要“知古而后能创”。从晋中灵石修王家大院，到太谷治理古巷，他摸出了一个朴素逻辑：老城只要活了，经济自会活。

　　大同的境遇不必赘言。彼时以煤为生，资源开采留下的大坑与尘土让人“一天两斤土，漱口一嘴泥”。更糟的是，煤价下滑让财政拮据。修路、搬迁、植绿，每一件都是巨款，大同却只有百来亿元的口袋。很多干部劝他“稳一点”，他摆手：“慢一点，就可能再也没机会了。”

　　有人回忆他上任第三天召集规划人员开会。PPT放完，他把稿子合起：“这方案像贴膏药，城还是这座城，病灶没动过刀。”说完，安排第二天凌晨四点“实地走线”，从古城南门一路走到浑源门。十余公里，路灯昏暗，同行干部冻得直跺脚，他却用手电筒比划着，口中念念有词：“北魏、辽、明、清，这些层次都要找回来。”

　　一周后，“一轴双城”雏形出炉。中轴线串起华严、善化两大寺庙群，新老城区错位发展，500亿元投入，四年完成。消息一出，质疑铺天盖地。市财政局长忍不住提醒：“一年税收才一百亿，拿啥干？”耿彦波笑了：“办多少事就找多少钱，先把摊子支起来。”

　　敢想还得敢干。他把自己当“监工”，基本“不坐办公室”。凌晨五点，常可见一辆旧吉普停在施工围挡旁，人还没到，骆驼色风衣已在凛风里招展。工人打招呼：“市长又来了。”他弯腰抓把黄沙，抬起头问：“水泥比是多少？”施工员结结巴巴答不上，被他当场训：“质量不好，拍成照片自己留着，将来别埋怨子孙骂你！”

　　这样的节奏，他的身体吃不消。三年里八次晕倒成了大同人口中的“传奇”。一次在雁门关景区工地，他突然眼前发黑，人扶到车里才缓过来。妻子闻讯连夜赶来，埋怨道：“命就一条，别拿去填城墙！”他叹口气：“我不急，谁急？咱再磨蹭，机会真没了。”

　　梦想感召了不少人。大同城墙修复、明清街区复建、西岗岭的矿山复绿同时上马，全城塔吊林立。工地上流行一句话：“多走一步，市长就能看见。”市里公开账本：每笔钱投向哪条街、哪座桥，夜里在政府网站更新，第二天群众跟着打分。有人骂“劳民伤财”，也有人夸“多年没见这么拼的市长”。耿彦波的回答干脆：“历史会算账。”

　　2011年，国家园林城市评审组来验收，发现大同绿化率翻了一倍，黑色屋顶换成灰瓦青砖，古城夜景灯火通明。验收组长对媒体感慨：“这是我见过改造力度最大的北方城市。”但荣誉证书寄到的那天，耿彦波没在，他在北京跑融资，盯着南城墙博物馆的立项。

　　2013年2月，省委一纸调令，将他调往太原。告别大会很短，他一贯话少，只说：“组织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干。”可车队驶出北城门时，他却把头转向窗外，轻声嘟囔：“城还没喘匀气呢……”司机透过后视镜看见，他正摘眼镜抹泪。

　　外界议论声没停止。“耿拆拆走了，大同还拆不？”“五百亿花下去，能收得回吗？”继任班子甫一上任，就面临收缩还是继续的问题。最终，古城保护、文物修缮延续了下来，“一轴双城”也写进了后续规划。耿彦波的担忧算是落了地。

　　到了太原，他换了更大的舞台。南中环、北中环、滨河东西路立项速度惊人，有位省厅干部感叹：“把人往前拽着跑。”交通治堵、汾河改造、棚户区清零，一茬接一茬。2015年8月，他在迎泽公园工地第九次晕倒，醒来后先吩咐：“树坑别太深，根系透不了气。”医生气得直摇头，媒体见缝插针，质疑声再起。面对镜头，他仍是那句老话：“怕挨骂，别当官。”

　　有意思的是，他从未主动为自己辩解。有人统计，他任职期间的公开讲话，八成谈规划、两成谈管理，几乎不给个人立传。一次座谈会，记者问：“您为大同干了这么多，却留下债务，值吗？”他示意别拍照，只回四个字：“账得算长。”

　　2019年底，耿彦波退休，年仅61岁。离任那天，太原并没有举行大规模送别，他悄悄去了汾河边，沿着亲自设计的亲水步道走了一圈。同行老同事在旁开玩笑：“市长，步道台阶太高，你走慢点。”他笑道：“留点气口，别让后人没得改。”

　　今天的大同古城，夜色中鼓楼巍然，游客脚下是青石板，新换的路灯透着温暖黄光。当地导游常说句口头禅：“要看老城，先记住一个人——耿彦波。”这话不算奉承。8次倒在工地的倔脾气，最终把旧城翻了个面，也让“当市长就要当最好的市长”不再是口号，而是一张写满汗水和灰尘的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