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秀英,今年62岁,退休前是纺织厂的质检员。老伴王建国大我三岁,是个退休中学教师。我们结婚三十八年,女儿在上海成家了,家里就我们老两口。
最近三个月,我发现建国变了。他总说去老年大学书法班,可身上没有墨香味。手机设置了新密码,洗澡都带进卫生间。上周三,我在他外套口袋里发现两张电影票根,日期是同一天,座位是连着的。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三十八年的夫妻,难道真要晚节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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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装作不经意地问:“建国,昨天书法班学的什么体?”
他正低头看手机,头也不抬:“颜体,颜真卿的。”
可我知道,老年大学这周的课程表我偷偷看过了,明明是篆书。我的手在围裙下攥紧了,指甲掐进掌心。
第二天早上,建国又说要去图书馆查资料。他前脚出门,我后脚就跟了出去。我戴了女儿给我买的遮阳帽,换了平时不穿的碎花外套,紧张得手心冒汗。
他果然没去图书馆。
我在公交站牌后,看着他上了开往西郊的11路车。那趟车的终点站,是新建的湿地公园。
我打了辆出租车跟着。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好几次,大概觉得我这老太太可疑。我也顾不上了。
公园长椅上,建国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起。
那女人看着五十多岁,穿着素雅的连衣裙。他们没牵手,也没靠太近,就是并排坐着说话。可建国脸上的表情,是我好久没见过的——放松,甚至有点……温柔。
我躲在一棵大树后,眼泪止不住地流。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像个侦探一样跟踪了三次。每次都是不同的地方:茶楼、博物馆、河边步道。每次都是那个女人。
我翻遍了家里的旧相册,确认我不认识她。问了一圈老同事、老邻居,也没人知道。
最让我心痛的是,建国对她说话时,会微微侧身倾听——这个动作,他年轻时对我做过,后来渐渐没有了。
我失眠了,整夜整夜睡不着。三十八年的婚姻,三个月的异常,一切都指向那个我最怕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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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天,我决定摊牌。
那天建国回来得特别晚,身上有淡淡的酒气。他轻手轻脚进门时,我正坐在客厅沙发上,没开灯。
“秀英?你怎么还没睡?”他吓了一跳。
我打开灯,直直看着他:“王建国,我们离婚吧。”
他愣住了,手里的钥匙掉在地上。
“这三十八年,我自问对得起你,对得起这个家。”我的声音在发抖,“你要是有二心,就直说,别偷偷摸摸的。”
“你……你说什么?”他的脸白了。
我把这一个月拍的照片甩在茶几上——虽然模糊,但能认出是他和那个女人。
建国看着照片,突然笑了。那笑容里有苦涩,有我读不懂的东西。
他慢慢坐下,掏出手机,划了几下,递给我。
屏幕上是一份电子病历。患者姓名:周雅娟。诊断结果:阿尔茨海默症中期。家属联系人:王建国(哥哥)。
“她是我妹妹。”建国的声音很轻,“同父异母的妹妹,我20岁那年才知道她的存在。”
我呆住了。
“妈临终前让我发誓,永远不认这个私生女妹妹,否则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他抹了把脸,“我守了这个秘密四十二年。现在她病了,丈夫走了,儿子在国外……我是她唯一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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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上的日期显示,建国开始频繁见妹妹,正好是三个月前。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声音哽咽了。
“怕你不同意,怕你觉得丢人。”他低着头,“也怕……违背了对妈的誓言。”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凌晨。建国哭了,这个一辈子要强的男人,第一次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母亲以死相逼让他发的誓,像枷锁锁了他大半辈子。说看着妹妹一个人面对疾病,他夜夜难眠。
上周日,我让建国把妹妹接来家里吃饭。我做了她小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建国偷偷打听来的。
饭桌上,那个叫雅娟的女人看着我,怯生生地叫了声“嫂子”。
我给她夹了块肉,说:“以后常来,这就是你家。”
有些秘密守得太久,就成了心里的刺。拔出来会流血,但不拔,永远好不了。
三十八年的夫妻,我以为我了解他的一切。直到那天才发现,最亲的人之间,也可能隔着山海。
而爱,不是知道一切,而是在知道一切后,依然选择握紧对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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