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力证：人类最伟大创新多出自25岁以下青年

创新依靠的是年轻人，而非老年人。我们应当深入思考中国的创新问题：

此处可举两个最著名的例子：

那么，量子力学是如何诞生的？学界普遍认为，这门学科是在1925年、1926年和1927年这短短三年内建立起来的（尽管此前已有普朗克、爱因斯坦等人的奠基性工作）。

第二个例子是人工智能。如今，人工智能已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即便未曾研读过科学著作的人，也熟知“AI”一词。而人工智能的起源，同样源于一群年轻人。

1956年，一群学者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即著名的“达特茅斯会议”。该会议虽形式松散，持续近一个月，但获得了基金会约10万至15万美元的资助。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首次明确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并随后分头开展研究。数十年后，人工智能已发展为足以重塑人类社会与世界的洪流。

他们彼时均年仅二十余岁，正因如此，人工智能亦常被称为“boys’ science”——同样是“男孩子的科学”。

图灵奖之分量可见一斑。在华人学者中，仅有姚期智先生获得过图灵奖。姚期智籍贯湖北孝感，早年自台湾赴美，后归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并创办了著名的“姚班”。

许多人或许不熟悉姚期智本人及其图灵奖成就，但对“姚班”却有所耳闻。前些年人工智能热潮兴起时，坊间盛传姚班毕业生入职企业即获年薪500万元以上。由此可见图灵奖之卓越地位。

通过上述两个例子，旨在阐明一个核心观点：创新并非源自老年人，而是依靠年轻人。二十几岁的青年是否具备想象力与创造力？切勿等到30岁、40岁，甚至50岁，仍幻想在科学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当前的教育体系。如何让十几岁、二十几岁乃至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得以脱颖而出？如何使其天赋、创造力与想象力得以充分释放？

事实上，美国一些知名学者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博士生导师制度。他们指出，这一制度不利于科学创新。原因在于，中国的博士生导师多为功成名就者，年龄普遍在四五十岁乃至五六十岁。当一个人步入这一阶段，往往已远离科技前沿，创造力显著衰退。此时，其科研能力已大不如前，却仍占据大量学术资源。

故而，思考中国创新问题，必须从科研体制、教学体制及整体教育体系入手，进行深刻反思：我们应如何构建一种机制，使年轻人——尤其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能够真正冒出来，使其天才、创造力与想象力得以在黄金年龄充分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