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依靠的是年轻人,而非老年人。我们应当深入思考中国的创新问题:
此处可举两个最著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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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量子力学是如何诞生的?学界普遍认为,这门学科是在1925年、1926年和1927年这短短三年内建立起来的(尽管此前已有普朗克、爱因斯坦等人的奠基性工作)。
第二个例子是人工智能。如今,人工智能已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即便未曾研读过科学著作的人,也熟知“AI”一词。而人工智能的起源,同样源于一群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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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一群学者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即著名的“达特茅斯会议”。该会议虽形式松散,持续近一个月,但获得了基金会约10万至15万美元的资助。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首次明确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并随后分头开展研究。数十年后,人工智能已发展为足以重塑人类社会与世界的洪流。
他们彼时均年仅二十余岁,正因如此,人工智能亦常被称为“boys’ science”——同样是“男孩子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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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奖之分量可见一斑。在华人学者中,仅有姚期智先生获得过图灵奖。姚期智籍贯湖北孝感,早年自台湾赴美,后归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并创办了著名的“姚班”。
许多人或许不熟悉姚期智本人及其图灵奖成就,但对“姚班”却有所耳闻。前些年人工智能热潮兴起时,坊间盛传姚班毕业生入职企业即获年薪500万元以上。由此可见图灵奖之卓越地位。
通过上述两个例子,旨在阐明一个核心观点:创新并非源自老年人,而是依靠年轻人。二十几岁的青年是否具备想象力与创造力?切勿等到30岁、40岁,甚至50岁,仍幻想在科学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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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当前的教育体系。如何让十几岁、二十几岁乃至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得以脱颖而出?如何使其天赋、创造力与想象力得以充分释放?
事实上,美国一些知名学者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博士生导师制度。他们指出,这一制度不利于科学创新。原因在于,中国的博士生导师多为功成名就者,年龄普遍在四五十岁乃至五六十岁。当一个人步入这一阶段,往往已远离科技前沿,创造力显著衰退。此时,其科研能力已大不如前,却仍占据大量学术资源。
故而,思考中国创新问题,必须从科研体制、教学体制及整体教育体系入手,进行深刻反思:我们应如何构建一种机制,使年轻人——尤其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能够真正冒出来,使其天才、创造力与想象力得以在黄金年龄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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