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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席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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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乃至中国隐秘而辽阔的文化史上,耸立着两个标杆:一个是卓文君,一个是邛竹杖。一人一物,相得益彰,暗含深意。酒是水质的诗,诗是情酿的酒,那诗酒交融的人间灵芬,世代萦绕。“谁歌郢市传春雪,君到临邛问酒炉”,邛崃作为中国白酒的原酒之乡,缔造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邛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杯邛酒都散发着诗香,蜀山蜀水的诗酒精神,在当年卓文君取水酿酒的文君井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古往今来,这里一直是文人墨客吟咏之所,那诗酒交融的人间灵芬,世代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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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君井,邛崃美酒根据地
千百年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炽热而浪漫的爱情,人们竞相传诵,热度从不曾因岁月的流逝而减少半分。反而,如陈年的“文君井”佳酿,愈加醇香。“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当垆卖酒,更是传为佳话。在有文字记载的信史中,可以肯定,卓文君应该是邛崃卖酒第一人。前店后坊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商业模式,因此,司马相如、卓文君夫妻二人在卖酒的同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酿酒小作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实际上,在作坊后院有一口专供二人酿酒、被后世唤作“文君井”的水井。民国《邛崃县志》云:文君井“甃砌异常,井口径不过二尺,井腹渐宽,如瓶胆然,至井底,径几及丈,真古井也。”井壁、井甃诸部均无砖块与条石痕迹,确系汉代古井。
第一个吟咏邛酒的正是司马相如本尊。他在《清醪》中写道:“吴天远处兮,彩云飘拂;蜀南有醪兮,香溢四宇;当炉而炖兮,润我肺腑;促我悠思兮,落笔成赋。”这首诗中的“蜀南”是从汉朝的疆域来说的,“蜀南有醪兮”,当指邛崃的美酒,因他和卓文君一起在此买酒,于是咏叹邛酒的醇香。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汉代四川,酿酒、饮酒之风盛行,酿酒业更是十分发达。在今天的四川博物院,有一块汉代酿酒画像砖。画面上,一人衣袖高挽立于釜边酿酒,旁边一位绾髻的女子仿佛在指挥,还有酒客用独轮车推着酒瓮而去……画风质朴,惟妙惟肖,简直就是一幅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年的《当垆创业图》。可以说,邛崃的酒文化滥觞于司马相如、卓文君夫妻二人,并不为过。今天,邛崃市区内的文君井园林、成都著名的汉唐文化街——琴台路(琴台故径)、抚琴小区(其中包含无数条以“抚琴”命名的街巷)、抚琴小学、文君小学,以及成都北门的驷马桥(原名升仙桥)、文君琴社、文君酒家等,就是为了纪念他们酿酒、卖酒以及他们的爱情佳话而建造命名的,不是遗迹,胜似遗迹。二人仅在成都地区便合力成就了一个古典园林、一条文化街、一个社区、两所小学、一个琴社、一个酒家、一座车水马龙的石桥,何其风光。尤其是文君井,天南地北的客人到邛崃游玩,都会到此园林胜景,伫立于文君井畔,发思古之幽情。以“文君井”命名的文君井园林,是邛崃首屈一指的文化地标。在文君井园林,井是汉代的井,井水清冽甘甜;亭(琴台亭)是有口皆碑的华夏名亭。
“细雨骑驴入剑门”的陆游,从公元1170年(宋孝宗乾道六年)至公元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在蜀地生活、工作整整8年,足迹踏遍巴山蜀水,对蜀地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深情。这是他一生中最洒脱的岁月,而尤令他魂牵梦萦的仍是在成都的诗酒生活:“一樽尚有临邛酒,却为无忧得细倾”(《遣兴》)。即便醉了,仍然要“落魄西州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文君井》)。
你到邛崃,可以不去天台山,不去平乐古镇,不去邛窑遗址公园,但不能不去文君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到过文君井,就等于没有到过邛崃。“君到临邛问酒垆”(李商隐《寄蜀客》),没有品尝过“文君井”佳酿,就等于没有品尝过邛酒。
“雪下文君沾酒市,云藏李白读书山。”两千多年来,邛崃的诗酒文化,让多少文人墨客魂牵梦萦,乐而忘归,为邛崃的美酒与佳丽留下了牵肠挂肚的诗词。这些让人一咏三叹、口舌生香的诗词歌赋和蜚声海内的邛酒、文君井一道,共同成就了邛崃“中国诗酒之城”的美名。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邛崃酿酒人将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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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竹杖,是一种范
说到丝绸之路,就不能不言及弥散着文气的邛竹杖。其实,早在“从此葡萄入汉家”的时代,邛竹杖就在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的烛照下,从古城临邛沿南方丝绸之路抵达了大夏国。那时的中国人只有“天下观”,没有“世界观”。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历经千辛万苦从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说:在大夏(今阿富汗)时,看见市场上有蜀布和邛竹杖,便询问大夏国人,方知是大夏国商人与身毒国(今印度)做生意,贩运到大夏的。张骞由此知道除了从长安通往西域的路(北方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从成都通往西域的路(南方丝绸之路),而且,在时间上,后者显然要早于前者。
于是,张骞向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建言:现在去大夏,如果从北边走,不仅有羌人出没,更有可能被匈奴劫掠,路途颇多艰险。假如打通从四川到印度的道路,则既安全又易通行。并且,大夏等国都是大国,有许多奇珍异宝,如果能让他们归附大汉,则“广地万里,威德遍于四海”(班固《汉书·张骞传》)。于是,汉武帝便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者,伪装成商人前去探路。
张骞是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因开拓北方丝绸之路有功,被誉为“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张骞的感叹,既是北方丝绸之路对南方丝绸之路的感叹,更是对临邛文化的感叹。因为卓文君对蜀锦的杰出贡献,不仅邛竹杖,蜀布也和临邛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应该是那个(或那批)把蜀布、邛竹杖带到大夏国的蜀人,可惜,具体的那个(或那批)蜀人,其名字并未见诸文字记载。于是,张骞便顺势递补成了“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这是张骞的荣耀,也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邛竹,又名罗汉竹、扶老竹。另一个更为奇特的名号叫“人面竹”。盖因邛竹破土而出后的两个竹节,与普通竹子相同,但到了第三、四节便扭成一种奇怪形状,上大下小,有如人面,故称“人面竹”。从第五节以后,又同普通竹子一般,笔直地向上生长。邛竹原产于四川邛崃地区。邛竹杖由邛竹制作而成,又叫筇竹杖。
相传在先秦时代,有一临邛老者在位于布濮水边的邛崃天台后山砍伐邛竹,将它作手杖使用之后,发现既雅观又十分轻巧应手,于是,灵机一动,做成手杖拿到集市上去出售,以求获利,没想到销路甚好。从此,手工制作的邛竹杖陆续在市面上出现。由于邛竹杖非常稀有珍贵,因此,受到中国历代文人雅士的喜爱。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南北朝诗人庾信、唐代诗人杜甫、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南宋诗人陆游等,都在自己的诗文、书法作品里吟颂过邛竹杖。这些文人墨客和士大夫一致认为,邛竹杖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并由此赋予邛竹杖以人的品行和操守,视邛竹杖为表达他们情感思想和自由意志的独特载体。
王羲之的《邛竹杖帖》(又称《邛竹帖》),是书圣草书代表作《十七帖》中极具个性的一帖,蜚声书坛,此贴系王羲之写给好友益州刺史周抚的。
毫不夸张地说,邛竹杖是四川最古老的出口产品。自汉代起,在远销各地的同时,邛竹杖和蜀布更是沿南方丝绸之路走出了国门,被张骞在大夏国看到,由此写入中国的正史之中。
邛竹杖出现在大夏国,可能是由于宗教或信仰原因。在南亚和西域人看来,用邛竹制成的杖,具有某种不一样的格调:如果是权杖,则象征身份和地位;如果是神杖,则用于祭祀以通神明。邛竹杖,这种出产于万里之外——蜀地的物产,之所以出现在大夏,不能仅仅从“物以稀为贵”的商业角度来理解,只有从宗教或信仰方面的功能去理解才能一窥邛竹杖的精神核心。
两千多年前,邛竹杖就见证了蜀地与南亚、西域诸国繁荣的贸易交流。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远销南亚和西域诸国的邛竹杖,既是权力的象征,更是中国人早期自由贸易、自由精神的象征。历代文人,喜欢邛竹杖的人多的是,各种吟哦之篇闪耀于历史的田野与竹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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