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纸面实力最弱的兵团，出师不利伤亡过万，最后靠什么翻身？

抗美援朝那会儿，先后有六个兵团跨过鸭绿江去跟美国人掰手腕。

要是光盯着家底、资历和手里的家伙事儿看，甭管怎么排，第19兵团都得坐那个“吊车尾”的冷板凳。

这支队伍的履历表，咋一看，确实有点寒碜。

咱先撇开那个专门搞基建修机场的第23兵团不谈。

单说真刀真枪上去拼命的那五位爷，谁是那个顶梁柱？

第13兵团，那可是四野的“心尖子”。

林总手底下的“五只老虎”，这儿就占了仨——38军、39军、40军都在。

这拳头硬得吓人，头回在云山就把美军骑兵第一师给揍懵了。

中央让他们打头阵，那是心里有数的。

再看第9兵团，三野的看家宝贝。

宋时轮手里攥着20军、27军这两张王炸。

长津湖那鬼天气，愣是冻着身子成建制干掉美军一个团，连“北极熊团”的旗子都给扯回来了。

虽说头一回吃了亏，可等到第五次战役，人家回血最快，打得也是最漂亮的。

第3兵团和第20兵团也不是吃素的。

第3兵团带着16军，那可是刘邓大军的“御林军”，专治各种不服。

第20兵团虽说跟19兵团是老乡，都出自华北，可人家后来居上。

67军干掉8.7万敌人，68军干掉7.4万，这俩数据直接包揽了冠亚军。

扭头瞅瞅第19兵团。

娘家是华北军区。

有一说一，解放战争那会儿，华北那边的动静跟东北、华东比起来，确实差点意思。

这也导致19兵团麾下，愣是找不出一支那种名震天下的王牌军。

更要命的是，陪着彭老总打完大西北，这帮人都有点“卸甲归田”的意思了。

老兵有的回家抱孩子种地去了，有的搞生产，有的钻进贺兰山抓土匪。

等到1950年10月5号接到入朝命令时，这支队伍的底子，其实虚得很。

到底有多虚？

连人头都凑不齐。

为了把花名册填满，63军硬塞进来1.1万人，64军也是1.1万，65军更夸张，补了1.6万。

这些新面孔，大半都是刚放下锄头的生瓜蛋子。

一支马上要跟世界头号军事强国过招的队伍，临出发塞进来好几万没怎么摸过枪的新兵，这仗还怎么打？

司令员杨得志心里也直打鼓。

但他脑子活泛，懂那个“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理儿。

趁着在山东整训的功夫，他先把64军军长曾思玉和几十个干部派到朝鲜去“旁听”，把前线的活教材带回来搞突击补课。

可这法子只能解决怎么打枪的问题，治不了那种急于求成的心病。

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拉开大幕。

这时候，志司手里的牌那是相当阔绰——第3兵团到了，第19兵团到了，养好伤的第9兵团也归队了。

彭老总一看家底子这么厚实，就想搞个大动作，一举把局面翻过来。

分给19兵团的活儿最重：立马撕开临津江防线，直插汉城东北的议政府，去包美军的饺子。

也就是在这儿，19兵团摔了个入朝以来最大的跟头。

这场仗乱成啥样了？

头一个就是赶时间。

大部队刚到前沿，好些人还没进坑道，大炮还在半路上。

64军军长曾思玉急得直跳脚，想求上面宽限一天。

行不行？

没门。

整个战役的大盘子已经转起来了，哪能因为你这儿没准备好就踩刹车？

没辙，硬着头皮上吧。

对面蹲着的是南朝鲜第一师，带头的是那个有名的白善烨。

虽说顶着个伪军的名头，可有了美军的家伙事儿撑腰，外加坦克群配合，这就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64军的先头部队刚过江，就被死死摁在滩头动弹不得。

就在这节骨眼上，指挥部走了一步臭棋：为了把口子撕开，杨得志把手里当预备队的65军两个师也填了进去。

这想法本没错：前面顶住了，我再加把劲。

可在那巴掌大的地方，打仗不是做算术题。

临津江滩头那一块，统共就那么点地盘。

64军被堵住的人，加上65军涌上来的人，五个师，六万多号人，愣是挤在了20平方公里的死胡同里。

啥概念？

一平方公里挤了三千人。

对于手里握着绝对制空权和大炮优势的美军来说，这简直就是送上门的靶子。

天上的飞机、地上的重炮对着这块人挨人的地方狂轰滥炸，战士们连个猫腰躲的地儿都找不到。

按照后来《第19兵团作战检讨》里的说法：战役头一阶段打了七天七夜，干掉敌人大概五千多，自己却搭进去了一万多条命。

这买卖，亏大了。

要不是别的方向友军得手，逼着美军全线后撤，19兵团这几万人搞不好就得被那条江彻底困死。

整个进攻阶段，唯一能拿出来说嘴的，可能就是把英军格罗斯特郡团第1营给包圆了。

除此之外，真没啥好吹的。

进攻没打明白，撤退也是一团乱麻。

往回撤的时候，65军顶的时间太短，63军走得太急又没跟邻居打招呼。

这直接导致右边第3兵团60军180师的侧面全光在那儿晾着。

后来180师吃了大亏，虽说主责不在19兵团，但这这一连串的配合失误，确实难辞其咎。

那阵子，彭老总气得拍了桌子，把19兵团狠狠批了一顿。

这就摆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支队伍还有救吗？

要知道，别的兵团打残了，野战军家里还有老底子能调。

可19兵团是根“独苗”，不管是华北还是老一野，都再也抽不出比63军更好的队伍来填坑了。

也就是说，没人能拉他们一把，只能靠自己爬起来。

万幸的是，这是一支知耻而后勇的铁军。

从临津江撤下来，全兵团上下都憋着一股火。

这股火要是顺不过来，人就废了；顺过来了，那就是把快刀。

这儿必须得提两号人物：兵团司令杨得志，和后来接手63军的郑维山。

杨得志是啥人？

他跟过林总，跟过刘邓，跟过聂帅，跟过彭老总。

这几位老总脾气不一样，指挥路数也天差地别，可对杨得志的评价都挺高。

这说明啥？

说明杨司令不光能打仗，而且适应能力极强，眼光毒。

他没因为头一仗打砸了就发懵，而是立马复盘，换打法。

至于郑维山，那更是个战术鬼才。

在华北的时候，杨成武带3纵时表现平平，郑维山一接手，3纵立马变身华北头号主力。

到了朝鲜，虽说第一仗也没摸着门道，但只要让他缓过这口气，那学习速度快得吓人。

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在后来的铁原阻击战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临津江那一仗暴露了19兵团的稚嫩，那铁原这一仗就是他们的“成人礼”。

面对美军四个师疯了一样的反扑，63军在没遮没拦的野地里，硬是死扛了十几天。

这一仗，不光保住了志愿军的后路，也让彭老总彻底换了眼光。

打那以后，19兵团好像突然“开窍”了。

1951年夏秋防御战，打得有模有样；1952年秋季反击，更是打出了精锐的气势。

这支曾经被看作“纸面实力最弱”的队伍，涌现出了八千多名功臣和模范。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杨得志后来的位子。

抗美援朝打完后，杨得志被委以重任，接了彭老总和邓华的班，成了志愿军第三任司令员。

从一支挨批的“弱旅”指挥官，到统领全军的主帅，这个跨度，本身就是对19兵团最大的认可。

回过头看这段历史，19兵团的逆袭，其实给后人留了个挺深的念想：

战场上没有天生的常胜将军，也没有永远的弱旅。

所谓的“纸面数据”，那是给外行看热闹的。

真正的战斗力，是在一次次栽跟头、流血、反思中磨出来的。

临津江畔那一万多人的伤亡，是19兵团交的一笔昂贵学费。

但这笔学费，他们没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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