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红军连指导员，后成为国军中将，1950年被公审枪决

时间定格在1949年9月下旬。

地点是江西宁都那一带出了名险要的翠微峰。

就在一个当地人喊作“金线吊葫芦”的陡峭隘口，那个曾拍着胸脯吹牛说能“死守三年”的国民党中将黄镇中，被解放军给逮了个正着。

当黑洞洞的枪口顶在脑门上时，这位昔日威风八面的“宁都王”立马变了个人。

前一刻还是一副要吃人的凶相，这会儿膝盖骨瞬间软了，恨不得把头低到尘埃里。

他对围上来的四野战士喊出了这么几句让人跌破眼镜的话：

“别开枪！

我是老红军，以前干过连队指导员，我对革命是有功劳的，给条活路吧！”

这话听着简直像是天方夜谭，可你要是去翻翻他的老底，会发现这事儿居然不假。

一个正儿八经干过红军指导员的人，咋就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既然大局都定下来了，这人脑子里哪根筋搭错，非要带着三千号人钻进深山老林里顽抗到底？

不少人觉得这是立场不坚定，像墙头草一样乱倒。

其实没说到点子上。

纵观黄镇中这几十年，他压根就不知道啥叫信仰，他这辈子忙活来忙活去，其实就干了一件事：算计投入和回报。

只可惜，最后这一把，他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回到1930年。

那会儿的黄镇中，在宁都长胜镇是个人物。

读过古书，跟着北伐军见过世面，手底下有人马，腰里别着家伙。

正赶上红军大部队开进长胜，那气势排山倒海。

摆在黄镇中眼前的路就两条：要么跟红军硬碰硬，要么带着兄弟们入伙。

硬打，那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磕；入伙呢，他又犯嘀咕，万一哪天国民党又杀回来，岂不是要掉脑袋？

就在这节骨眼上，黄镇中露出了他作为“风险对冲高手”的本事。

他溜去找当时的宁都靖卫团团总严唯神，俩人躲在屋里嘀咕了半天，搞出了一个“脚踏两只船”的鬼点子：

黄镇中带着队伍去投奔红军，严唯神留在原地继续当他的绅士。

要是红军得势，黄镇中就护着严唯神；要是白军（国民党军）占了上风，严唯神就负责保黄镇中。

这算盘打得那是噼里啪啦响。

不管世道怎么乱，这哥俩总有一个能在台面上站着，身家性命那是稳赚不赔。

说干就干，1930年4月，黄镇中还真拉着一票人马进了红军队伍。

因为他是带资进组（有人有枪），肚子里又有点墨水，还经过北伐战争的洗礼，红军挺器重他，没多久就让他当了连指导员。

可他进门不是为了搞革命，纯粹是为了保命。

人虽然在红军这边，心早就飞了，他没事就给严唯神传小道消息，搞得红军好几次行动都扑了个空。

这种双面人的戏码演久了，早晚得穿帮。

上级闻出味儿不对，刚打算收拾他，黄镇中这只老狐狸嗅觉灵敏得很，一见势头不妙，立马带着35个亲信从驻地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回头又干起了土匪的老本行。

这趟“投资”红军的买卖虽然是以跑路收场，但黄镇中一点没亏。

反倒是这段经历让他把红军那一套战术打法、组织架构摸得门儿清，这都成了他日后在国民党那边邀功请赏、标榜自己是“剿共专家”的资本。

既然脸皮都撕破了，黄镇中干脆就把事做绝。

1931年，这货趁着红军主力不在家，带着人搞了一出“劫法场”，好几个苏维埃干部被打死打伤。

后来红五军团围剿他，他仗着对地形熟得跟自家后院一样，硬是在那个窝点扛了四个月，最后还借着一场大雾，像泥鳅一样滑走了。

在这期间，他不光把被打散的宁都保卫团旧部给收拢起来，还下了血本，把自己这么多年搜刮来的真金白银掏出来招兵买马。

这钱花得冤不冤？

一点不冤。

在那个乱糟糟的年月，手里有枪就是草头王。

他在南城腾桥跟红军干了一仗，居然没输，虽然战果也就那样，但在国民党军队全线崩盘的大背景下，这点“战绩”被吹上了天。

蒋介石特意在南昌接见了他，赏了四千块大洋。

钱是小事，关键是入了老蒋的法眼——在蒋介石看来，这种地方武装既能打仗，又铁了心反共，简直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有了蒋介石这棵大树撑腰，黄镇中的胆子彻底肥了。

1934年红军长征一走，他立马杀回宁都，对着留守的苏区干部那是下了死手，博生县委书记萧瑞祥、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廖维周，全都折在他手里。

这会儿的黄镇中，在宁都那地界，已经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了。

但也正是因为太狂，他迎来了人生第二个大坎儿。

那是1937年。

当时的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眼瞅着黄镇中在宁都搞这一套“独立王国”，心里那是一百个不乐意。

省里派去的官儿被赶跑，安插的参谋成了摆设。

熊式辉不想忍了，调了五个团把宁都围了个水泄不通，准备动手拔了这颗钉子。

这时候黄镇中又面临那个老问题：硬拼，肯定干不过正规军；投降，手里的权绝对得交出去。

咋整？

黄镇中又一次展示了他那惊人的政治投机手腕。

军事上打不过，他就在政治上耍无赖。

1937年7月，借着宁都一个纪念碑落成的由头，各路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黄镇中打着“保护”的旗号，把这些要员全给扣了。

紧接着他在报纸上大造声势，喊出了一个刁钻至极的口号：

“拥护蒋委员长，打倒熊式辉。”

这招太阴了。

他把蒋介石捧得高高的，把矛盾转嫁成“中央和地方”的冲突，把自己打扮成“只听蒋委员长话的忠臣”，把熊式辉描绘成排斥异己的政客。

这还不算，他让手下把银行洗劫一空，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亡命徒架势。

熊式辉投鼠忌器，没敢动真格的，只能去请示蒋介石。

蒋介石心里的算盘是怎么打的呢？

他觉得熊式辉也是个地方实力派，本来就得防着点；而黄镇中虽然是个流氓，但他是一条只咬别人的恶狗，留着有用。

结果，蒋介石不但没治黄镇中的罪，反而给了他一个“别动总队第一支队”的正规编制。

这一局，黄镇中又赌赢了。

他钻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空子，成功从一个地方民团头目，洗白成了国民党正规军的高级军官。

从那以后，他是真没人敢惹了。

抗战的时候偷袭新四军，祸害老百姓；1945年以后更是仗着地利，连迁到宁都的省政府机构都敢欺负。

一晃到了1949年。

渡江战役一打响，解放军横扫江南。

国民党大势已去，高层都在忙着找退路。

这时候，黄镇中面临人生的最后一次押注：是跑路，是投降，还是接着打？

按理说，像他这种精明的投机分子，这时候应该看清风向。

但他身上背的人命债实在太多，他心里清楚，共产党那边肯定饶不了他。

更要命的是，国民党高层给他画了一个诱人的大饼。

正在逃命路上的白崇禧、何应钦专门跑到宁都给他打气，封他个什么“江西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中将司令”。

白崇禧还拍着胸脯许诺：只要你能顶住，将来反攻回来，江西省主席的位置就是你的。

“江西省主席”，这块骨头太香了。

黄镇中这辈子都在跟省主席斗法，没想到临了还有机会自己坐上去过过瘾。

他信了这张空头支票。

或者说，到了这步田地，他只能信这个。

他逼着三千多人上了翠微峰。

这地方确实险，易守难攻，他寻思着凭着这道天险，怎么着也能耗个几年。

但他忘算了一个最关键的变量：人心。

以前他能成事，是因为跟着他的手下觉得有肉吃、有官做。

现在解放军的大军压境，周围的县城全红了，跟着他上山那就是往死路里钻。

不到半个月，翠微峰就被围得连只鸟都飞不出去。

山上的守军看着外面的阵势，魂都吓飞了，想投降的人一抓一大把。

这时候，黄镇中为了稳住阵脚，干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

他的一个小老婆，看着人越来越少，劝他干脆放下枪算了。

黄镇中二话没说，当场就把人给崩了。

紧接着，一个跟了他好多年的亲信稍微流露出一丁点想投降的意思，也被他瞬间处决。

他想用杀人带来的恐惧来维持队伍的忠诚。

但这招不好使了。

以前杀人能立威，是因为大伙怕他；现在大伙更怕山下解放军的大炮。

这种残暴只能说明他内心已经虚到了极点。

结局没有任何悬念。

1949年9月23日，解放军攻上了主峰。

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这支拼凑起来的队伍瞬间就散了架。

被抓的那一刻，黄镇中脸上那层“硬汉”的面具稀里哗啦碎了一地。

那个杀人不眨眼、叫嚣着要固守三年的“司令”，脑子里突然蹦出了自己20年前的那个身份。

“我是老红军…

我对革命有贡献…

这哪是求饶啊，这分明是他用惯了的“避险思维”——只要能活命，哪个身份有用就套哪个。

当年为了保命投红军，后来为了升官杀红军，现在为了活命又想变回红军。

但他忘了，历史这本账，不是这么算的。

这一回，没有严唯神帮他对冲风险，没有蒋介石保他制衡对手。

经过审讯调查，他欠下的那些血债必须得还。

1950年1月26日，在宁都县城体育场，随着群众一片排山倒海的“枪毙”呼声，一颗子弹结束了这个投机分子的一生。

回头看黄镇中这辈子，你会发现，他所有的“风光”都是建立在旧社会军阀混战、没王法的混乱规则上的。

他把两面三刀当成智慧，把残忍无情当成魄力。

可当一个新的、有着严密组织和坚定信仰的力量到来时，他那套赖以生存的“丛林法则”，瞬间就不灵了。

翠微峰再险，也挡不住大势；算盘打得再精，也算不过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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