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他年仅十八便任师政委，为何1955年授衔仅获少将军衔？

“段苏权同志，我们已经在党代表大会上给你开过追悼会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山西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任弼时盯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像乞丐一样的年轻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甚至连烈士名册都上了，可谁能想到，这个“死人”硬是拄着拐杖，一步步从地狱爬回来了。

但这仅仅是他这辈子“倒霉”的开始，更离谱的事还在后面等着他。

01

十八岁那年，你在干什么？可能还在学校里读书，或者刚出来打工，但在那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年代，十八岁的段苏权已经是黔东独立师的政委了。

这履历拿出来，绝对是吓死人的级别。在红军的队伍里，这么年轻就能干到师级干部，那是凤毛麟角，说是“天才少年”一点都不夸张。那时候的他，意气风发，觉得这辈子就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

但老天爷这人吧，就喜欢跟人开玩笑，尤其是对这种顺风顺水的人，非得给他来个地狱模式的考验。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主力要转移，这可是大事。为了保证主力安全，必须有人留下来当“诱饵”，吸引敌人的火力。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段苏权和师长王光泽的头上。

说白了，这就是去送死。面对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独立师要在黔东这块地盘上，跟敌人兜圈子，还要打得热闹，让敌人以为主力还在这儿。

这仗打得太惨了。到了梅江那一场恶战，子弹像下雨一样。段苏权正指挥着呢，突然脚下一软，整个人栽倒在地。他低头一看，右脚踝骨直接被子弹打碎了。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尤其是还在打游击，脚踝骨碎了，基本上就等于判了“死刑”。部队要突围，带着一个不能走的重伤员，那就是全军覆没的下场。

段苏权脑子很清醒，他知道自己这时候就是个累赘。他一把推开想背他的战士，对着师长王光泽吼道：“你们快走！别管我！带着我大家都得死！”

王光泽是个硬汉子，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但战况紧急，容不得半点婆婆妈妈。最后，大家只能含着泪，把段苏权托付给了当地的老乡，也就是秀山县雅江乡的李木富。

部队走了，枪声远了。热闹的战场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无边的恐惧和剧痛。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师政委，瞬间变成了一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残废，被藏在一个阴冷潮湿的山洞里。

这落差，换一般人早崩了。每天只能靠李木富偷偷送来的一点红薯稀饭吊着一口气，还要时刻提防着搜山的民团。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02

伤稍微好了一点，段苏权就坐不住了。他得找部队啊，他是党的人，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可他那条腿，根本走不了路。怎么办？爬！

这一爬，就是整整三年多。

你能想象吗？一个曾经的师政委，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手里拿着根打狗棍，沿路乞讨。饿了就讨口饭吃，困了就睡在路边的破庙或者草堆里。

被人赶、被人骂、被人当成臭要饭的，这些他都忍了。最让他难受的，是心里的苦。没人知道他是谁，没人知道他曾经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就像一个孤魂野鬼，游荡在回家的路上。

他就这么一步一挪，硬是凭借着一股子倔劲，从贵州的大山里，爬回了湖南茶陵的老家。

到了家，也没好日子过。那时候老家也被白色恐怖笼罩着，他不敢暴露身份，只能小心翼翼地藏着。

直到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抗日了，形势稍微好转了一点。段苏权一听说这消息，立马收拾东西，这回也不爬了，哪怕是拖着那条残废腿，也要跑到太原去找部队。

当他出现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那里的哨兵都愣了。这人谁啊？跟个野人似的。

等他见到老上级任弼时，那场面，真的比电视剧还扎心。任弼时看着这个“死而复生”的部下，半天没说出话来。

因为在大家心里，段苏权早就“死”了。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因为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组织上以为他牺牲了，甚至在代表大会上，专门把他的名字列进了烈士名单，还给他开了追悼会。

这一归队，虽然是喜事，但也埋下了祸根。

这三年的“空白期”，在那个讲究档案清白的年代，简直就是致命伤。你说你讨饭回来了，谁能证明？你有没有被捕？有没有变节？有没有投敌？

虽然后来组织上信任他，让他恢复了工作，但这三年的经历，就像一根刺，扎在了他的档案袋里，也扎在了某些人的心里。这也成了他后来一辈子都甩不掉的“小辫子”。

03

时间一晃到了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打响了。这时候的段苏权，已经是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的司令员了。

虽然离开了部队好几年，但这仗打起来，他还是那股子认真劲。但也正是这股子认真劲，或者说是“轴”劲，差点没把上级气死。

锦州战役，那是关门打狗的关键一仗。林总下了死命令，必须拿下锦州机场，切断敌人的空运增援。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这时候，段苏权干了一件让野司首长差点脑溢血的事。

锦州当时有两个机场，一个是在用的西面机场，一个是已经废弃的东面机场。八纵的位置离那个废弃机场比较近。

段苏权看着地图，心里就开始琢磨了：上级说打机场，到底是打哪个？是打那个有飞机的，还是打这个离我近的？

按理说，这还用问吗？肯定打能起飞飞机的那个啊！废弃的机场打下来种菜吗？

但段苏权这人严谨啊，怕理解错了意图，耽误了大事。于是，他直接给野司发了封电报：“报告首长，锦州有两个机场，请问我们要打哪一个？”

这封电报传到指挥部，参谋长刘亚楼一看，气得直接把帽子摔在桌子上。

都火烧眉毛了，前面打得热火朝天，你身为纵队司令，居然问出这种“小白”问题？这不耽误事吗？

刘亚楼抓起电话，对着话筒就吼，后来干脆回电大骂：“你们是用鼻子吃饭的吗？还是用嘴吃饭的？连打哪个机场都搞不清楚？”

这句“用鼻子吃饭”，后来成了东野里的一个段子，把段苏权弄得灰头土脸。

这事儿还没完。接着打小紫荆山，八纵的一个团大意失荆州，把阵地丢了。

阵地丢了，赶紧夺回来就是了。但段苏权这时候心里有点虚，之前刚因为机场的事挨了骂，这回要是再报上去丢了阵地，那还不得被骂死？

于是他想着，先不报，等赶紧夺回来再说，就当没发生过。

结果呢？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国民党的电台先广播了：“国军大捷，重占小紫荆山，共军溃败！”

这广播被林总听到了。林总是什么人？平时不吭声，狠起来吓死人。你丢了阵地就算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但你敢隐瞒不报？这在战场上是欺君之罪啊！

林总发火了，虽然没像刘亚楼那样骂娘，但这笔账是记下了。这一仗下来，段苏权在林、刘两位首长心里的印象分，算是跌停板了。

这也怪不得别人，段苏权这性格，有时候确实太实在，实在得有点“木”。但在战场上，这种“木”，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04

如果说锦州战役是战术理解的偏差，那抗美援朝时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段苏权性格的极致体现了，也是他得罪人得罪得最狠的一次。

那时他是志愿军空军司令部的第一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部司令员。当时咱们空军刚刚起步，跟美国人打，那是真的不容易。

为了鼓舞士气，也是为了好看，下面报上来的战果，多多少少有点“水分”。

下面的作战报告里写着，我们米格-15跟美国最先进的F-86，战损比是1:1。意思是打下来一架美国飞机，我们才损失一架。

这数据好看吧？提气吧？大家都挺高兴，觉得咱们空军真牛，刚学会飞就能跟世界第一空军打成平手。

但段苏权不信。

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的人。他亲自跑去查看射击胶卷，一个个去核实。那时候飞机上都有照相枪，打没打中，胶卷骗不了人。他还派人去地面寻找飞机残骸，实地统计。

这一核实，发现不对劲。大大的不对劲。

我们的损失其实比美国大得多，根本没有1:1。很多时候是我们损失了好几架，才换掉人家一架。

这时候，摆在段苏权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装聋作哑。反正是下面报上来的，大家都这么报，法不责众。而且为了士气嘛，稍微夸张点也能理解。空军司令员是刘亚楼，政委是肖华，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这报告也是经过他们手的。

第二条路，实话实说。但这不仅仅是打脸的问题，这是在揭整个空军的短。

段苏权选了第二条。他那股“轴”劲又上来了。他觉得打仗不能骗自己，数据造假会害死人的，不知道真实的差距，以后怎么改进？怎么打胜仗？

他直接越过了空军司令部和政委，把这份真实的、很难看的数据，直接捅到了彭德怀那里。

彭老总那脾气，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一看这数据，再对比之前的汇报，火冒三丈。

彭老总直接把空军的一帮领导叫去，指着鼻子骂得狗血淋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肖华，那都是什么级别的人物？因为这事，被迫写了深刻检讨。

这下好了，段苏权算是把空军的高层全得罪光了。大家都觉得这人怎么是个“二愣子”，一点官场规矩都不讲，这以后还怎么在一个锅里吃饭？

你说他做得对不对？对，太对了。但这就叫“政治不正确”。在那个环境下，他这种做法，就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05

一九五五年，全军大授衔。这是对所有将领一辈子功过的总结，也是大家最看重的荣誉。

这也是段苏权人生中最尴尬、最憋屈的时刻。

按他的资历，红军时期就是师级干部，还是正儿八经的师政委。跟他同级别的，有的评了上将，最差也是个中将。

结果名单下来，段苏权的名字后面，赫然写着：少将。

这还不算，最扎心的是，他的少将前面，还加了两个字——“暂授”。

暂授少将。

全军几千名将领，独独他这一份。这就好比大家都转正了，就你一个人还是“试用期”。

为什么要“暂授”？理由听起来似乎很“充分”：

第一，你红军时期掉队了三年。虽然后来查清了，但这段历史总归是个缺憾，档案上有空白，这在评衔的时候就是硬伤。

第二，你在锦州战役表现有瑕疵，把机场搞错了，阵地丢了还晚报，这在野司首长那里挂了号。

第三，你在朝鲜战场上又搞得上下级关系紧张，把空军领导都得罪了，人家能给你说好话吗？

看着那个“暂授”的命令，段苏权心里是什么滋味？

那天回到家，他一句话也没说。据说，他把自己那副肩章默默地扯了下来，扔在一边。他没有像电视剧里那样大闹会场，也没有找领导哭诉，他只是用这种无声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抗议。

这一扯，扯掉的不仅仅是军衔，更是他这一辈子的委屈。

从十八岁的师政委，到“死而复生”的归队者，再到敢讲真话的“刺头”，最后落得个“临时工”一样的军衔。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这一辈子，没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差点倒在了“自己人”的偏见里。

后来，段苏权离开了他热爱的军队，去了外交战线，后来又去了军校教书。他依然是那个认真、严谨、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段苏权，只是那段金戈铁马的岁月，成了他心底最深的痛。

任弼时的夫人陈踪瑛晚年提起这事，叹了口气说：“长征路上给他开追悼会他没死，拖着碎了的脚爬回部队，他受的委屈，太多了，这人就是太直。”

你看，这世道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那些会来事儿、会藏拙的人，往往步步高升；而像段苏权这样，把脚走断、把真话说尽的人，最后却只能背着一个“暂授”的名号。

不过，那个“暂授”的少将虽然在名单上显得格格不入，但在历史的这杆秤上，他的分量，比谁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