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考状元”曾直言：不后悔加入美国！晚年为何带着积蓄回国

她是高考制度重启后，上海地区首届理科高考桂冠得主，仅凭一份闪耀的成绩单便叩开了复旦大学的大门；多年后，她坦然公开表示，从未对归化美国国籍这一决定产生过一丝动摇。

可正是这样一位在美国科研一线深耕逾三十载的杰出学者，却在人生暮年毅然携毕生积蓄重返故土，定居上海老宅，将余生热忱倾注于祖国生命科学事业。当年远渡重洋的缘由何在？如今落叶归根的初心又是什么？

袁钧瑛生于上海一户寻常人家，既无显赫门第庇佑，亦无神童之誉加身。她的求学轨迹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多数同龄人并无二致——循着课本一页页翻过，沿着课桌一阶阶迈上，直到时代浪潮奔涌而至，她以沉静笃实的姿态，在历史拐点处交出了一份令全国瞩目的答卷。

1977年高考恢复，不仅是一场考试的重启，更是一代人命运的闸门被轰然推开。彼时风华正茂的她，正站在人生第一个重大抉择的起点之上。

她和千万考生一样，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敬畏步入考场。没有特训班加持，没有押题秘籍辅助，唯有日复一日伏案苦读的积累，以及骨子里那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倔强。

最终，她以全市理科总分第一的绝对优势被复旦大学录取。这一成绩不仅震动申城，更在全国高校圈引发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议论：这位来自黄浦江畔的姑娘，注定将在科学星河中留下自己的光轨。

踏入复旦校门后，她并未沉溺于“状元”光环之中，而是迅速褪去荣光外衣，一头扎进浩瀚的知识深海。在那个文献稀缺、仪器陈旧、连基础试剂都需反复提纯的年代，她把图书馆当书房、将实验室作客厅，晨昏不辍，寒暑无间。

四年本科时光，不仅夯实了她扎实的生物化学功底，更淬炼出她矢志不渝的学术信仰。毕业之际，她毫不犹豫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朝着更高远的科研峰顶坚定攀登。

真正推动她走向国际舞台的关键一步，是中美两国联合启动的一项高端人才培养计划。该项目作为冷战后期罕见的科技合作范本，成为连接东西方智慧的重要纽带，为中国输送了大批具备全球视野的顶尖科研力量。

她凭借过硬实力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赴美博士培养序列。这一次跨洋远行，使她正式登上世界最前沿的科研高地，而这一去，便是整整三十余载春秋。

初抵哈佛校园，现实远比想象更为严苛：味觉上的陌生、语言节奏的错位、科研强度的陡增，无一不是横亘眼前的无形高墙。

抵达波士顿前三日，因人生地不熟不敢独自外出，她仅靠一盒苹果果腹，直至联系上母亲昔日友人，才终于吃上离家后第一顿温热饭菜。

然而这些生活琐碎的困顿，在她心中科研理想的烈焰映照下，瞬间黯然失色。美国浓厚的学术氛围令她如沐春风——教授每日指定大量经典原著与原始论文，要求次日课堂深度研讨，这种高强度思维训练，让她迅速掌握了国际一流科研的逻辑脉络与表达范式。

在国内求学时，她最渴望却最难触及的是最新期刊；而在美国，触手可及的海量数据库、言传身教的诺奖级导师、精准高效的尖端设备，共同构成了滋养她科研天赋的沃土。

博士第二年进入实验室遴选阶段，她却发现校内尚无匹配其研究方向的课题组。换作他人，或妥协加入已有成熟体系的团队，但她却主动找到项目主管据理力争。

出乎意料的是，校方不仅未予驳回，反而全力支持——批准她前往麻省理工学院自主对接，并全额资助往返交通与初期实验经费。

这次破格授权，成为她学术生涯的关键跃升点。她在MIT加入顶尖实验室，在导师悉心指导下全情投入，与团队成员并肩作战，坚持“当日实验不完不离岗”的铁律。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执着，催生出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原创发现。

随后她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训练，并最终回到母校任教，历经助理教授、副教授，直至荣膺终身讲席教授。数十年间，她的研究成果持续刷新业界认知，在急性脑损伤干预机制、肿瘤细胞凋亡调控路径、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干预靶点等方向均取得突破性进展。

依托一系列奠基性工作，她在国际生命科学界赢得崇高声誉。三十年光阴，她在太平洋彼岸构筑起属于中国科学家的学术丰碑，也成为美国神经生物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学者之一。

在此期间，她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坦言：这一身份转换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当时科研生态与发展平台作出的理性抉择——那片土壤，确实托举起了她的科学理想。

正当外界普遍预期她将在波士顿安享学术晚景之时，她却悄然调整人生航向。2012年，她将工作重心全面迁回上海，出任某国家级研究中心首任主任，以实际行动宣告：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不久后，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同时拥有中美两国最高学术头衔的极少数科学家之一，以双重身份持续反哺祖国生命科学研究体系建设。

尤为令人动容的是，她归国之际不仅带回来了全套技术方案与国际标准操作流程，更将个人数十年积攒的全部积蓄悉数捐出，专项用于新研究中心的硬件搭建与人才引进。

要知道，彼时的她已是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在美国坐拥优裕生活条件与顶级科研资源配置。放弃既有成就，从零起步筹建一个全新平台，其中所需承担的风险、压力与牺牲，常人难以想象。

有人困惑不解：既然早已入籍美国，且已在异国功成名就，为何偏要在花甲之年重返故土，一切归零重新出发？

答案其实早已镌刻在她数十年未曾更改的笔记本扉页上：“我永远记得，是新中国给了我读书的权利；是改革开放赋予我走出国门的资格；是祖国的托举，让我有底气站上世界讲台。”

旅美期间，她始终密切关注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动态。目睹实验室条件逐年改善、青年才俊不断涌现、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她内心那份深埋已久的归属感，日益升腾为不可抑制的行动力。

她清醒认识到，自己长期聚焦的细胞程序性死亡调控机制，对攻克癌症耐药难题、延缓帕金森病进程、开发新型神经保护药物具有关键价值。而中国虽已跻身该领域全球第二梯队，但在原创理论构建与核心技术突破方面，仍存在亟待填补的空白。

她渴望以自身经验为火种，点燃一批中国青年科学家的创新激情；以国际视野为蓝图，打造一座接轨全球标准的研究高地；让中国在生命科学这一战略制高点上，真正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归国后的她，依旧保持着在哈佛时的工作节奏：凌晨五点查阅邮件、上午主持组会、下午指导实验、深夜审阅论文。她尤其重视青年人才梯队建设，在她主导下，该中心三年内即建成完备的博士后工作站与联合培养基地，已培育出二十余位独立PI（首席研究员），多项成果发表于《Cell》《Nature Neuroscience》等顶级期刊。

如今，她已年逾六旬，银发如雪，步履却依然坚定有力。她婉拒了所有商业邀约与社会兼职，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实验室与课堂之间。她从未抱怨过生活落差，只反复强调：“我不是回来‘享受’的，我是回来‘做事’的。”

她从不认为当年选择加入美国国籍是错误的决定——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名青年科学家追寻真理所作出的务实选择。

而晚年毅然回国，则源于血脉深处无法割舍的文化认同，源于一位科学家用毕生所学回报桑梓的庄严承诺，更源于那份从未褪色的、对中国生命科学未来图景的炽热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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