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强大的中国，几千年都不要西伯利亚？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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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常有俄罗斯朋友或者是对地缘政治感兴趣的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

“看汉唐盛世的地图，你们的军队明明已经打到了贝加尔湖（古称北海），霍去病封狼居胥，唐朝设安北都护府，兵锋之盛令人咋舌。可为什么你们转头就走了？如果那时候中国把西伯利亚占下来，现在哪还有什么远东争端？”

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可理喻的，俄罗斯从莫斯科大公国开始，为了出海口，为了战略纵深，像推土机一样向东狂奔，哪怕是零下四十度的无人区也要吃下去。

而强大的中国，面对头顶上那片广袤的土地，几千年来似乎总是“兴致缺缺”。

是因为打不过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不知道那里有地吗？苏武在那牧过羊，大家都知道那里大得很。

那中国古代王朝为什么不要西伯利亚呢，金天老达子就来带大家看看背后的算盘有多精～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诅咒

我们要明白一个核心逻辑，古典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早熟且极致的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对土地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种庄稼，产不产粮食。

在中学地理课本里，有一条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条线，在大历史观里，就是一条生与死的界线。线以南，雨热同期，可以种粟米稻麦，这是王土，而线以北，降水稀少，只能长草，那是化外。

西伯利亚别说种地了，那里是古人眼中的苦寒极地。

我们来看看正史里是怎么形容那地方的。

打开《汉书·苏武传》，苏武被匈奴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匈奴人为什么把他扔那儿？是因为那地方好山好水吗？

“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

把他扔到没人的地方放公羊，公羊生小羊了才让你回来。这说明什么？在当时的游牧民族眼里，贝加尔湖也是个用来折磨人的露天监狱，根本不是正常人类居住的地方。

再往前翻，看看《史记·货殖列传》，太史公对于土地扩张的目的说得很直白：“辟地广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食，是为了增加纳税的人口和产粮的土地。

如果占领一块地，不仅长不出一粒米，还得从内地运粮食去养活驻军，对于我们这种以小农经济为血管的中原王朝来说，这不仅仅是赔本买卖，简直就是大动脉失血。

晁错算过的一笔天价运费

有人会说：“为了国家安全，赔钱也得占啊！”

这就涉及到第二本账：物流成本。

在没有铁路和内燃机的古代，后勤补给的损耗是惊人的。西汉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晁错，在给汉文帝上的《论贵粟疏》里，留下了一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

晁错为了说明向边疆运粮之难，算了一笔账：

“遣一人戍边……道里且千，粟致一石，则率十余钟。”

这里的计量单位要换算一下：汉代一钟大约是6石4斗。也就是说，为了把1石粮食运到前线，路上的民夫和牲畜要吃掉几十石甚至更多。

如果是去西伯利亚呢？

从长安出发，翻越戈壁瀚海，抵达贝加尔湖，路程何止千里？按照晁错的算法，加上沿途的恶劣天气、游牧骑兵的骚扰，损耗率是呈指数级上升的。

这在《汉书·匈奴传》里也有印证，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打跑了匈奴，但汉军也是“千里无馈粮，师老兵疲”。

一旦汉军在西伯利亚长期驻扎，即使不打仗，光是维持驻军的吃饭问题，就能把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国库像流水一样给抽干了。

所以，汉朝的选择非常理智：打赢了就撤。 霍去病封狼居胥，是去宣示威权的，不是去搞房地产开发的。因为那块地，实在是要不起。

只要面子，不要里子

那是不是中国对北方就完全不管了呢？也不是。

中原王朝发明了一种极具东方智慧的统治模式——羁縻。

这个词很有意思，羁是马笼头，縻是牛缰绳。意思就是：我不直接派官员去管你（太贵了），我只要你承认我是老大，我不打你，我还给你封官发财，你别给我捣乱就行。

最典型的就是唐朝。

翻开《新唐书·地理志》，你会看到唐朝在北方设立了密密麻麻的都督府、州。比如在铁勒诸部设立的安北都护府，管辖范围一度囊括了现在的蒙古高原甚至更北。

看着地图全是唐朝版图，但实际上呢？

“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也就是说，管理那里的还是当地的部落首领，唐朝政府是不收税的，也不派公务员去坐班。这就是一种间接统治。

这并不是说唐朝软弱，而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如果像管理江南一样，在西伯利亚搞郡县制，派流官、修城池、搞编户齐民，结局只有一个：官逼民反，财政破产。

这种羁縻政策，一直延续到了明朝。

读《明实录》，特别是《太宗实录》（记录朱棣时期的史料），你会发现明朝在东北设立了奴儿干都司，治所在黑龙江下游，离西伯利亚很近了。

但即使是朱棣这样强势的皇帝，对奴儿干都司的经营也是断断续续的。为什么？因为太冷了，补给太难了。到了明宣宗时期，索性采取了战略收缩。

不是不想守，是“岁运粮饷，不论多寡，率无孑遗”，运过去的粮食，路上就吃光了，这仗还怎么守？

满清的抉择

如果说汉人怕冷，那起家于白山黑水的满族人应该对西伯利亚感兴趣吧？

事实恰恰相反。

清朝对这一地区的态度，依然是防守而不是占有。

大家熟知的《尼布楚条约》，很多现代人觉得清朝亏了。但如果你去翻看《清圣祖实录》，看看康熙皇帝当时的战略考量，你会发现他的核心关注点根本不是西伯利亚的冻土，而是准噶尔部的威胁。

康熙需要稳住北方的沙俄，腾出手来解决西北的心腹大患。对于外兴安岭以北那些连满族猎人都觉得无法生存的极北苦寒之地，清朝皇室的态度是非常冷淡的。

到了乾隆时期，这种思维更加固化。乾隆在处理边疆事务时，多次流露出“守在四夷”的思想，认为对于那些不毛之地，强行纳入版图去派兵驻守，是“劳师糜饷，于国无益”。

你看，这又回到了那个核心词：糜饷（浪费军费）。

在那个没有石油勘探技术、没有暖气、没有温室大棚的年代，西伯利亚除了貂皮和人参，对于帝国财政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老达子说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俄罗斯人想不明白，是因为他们的文明基因里有着深重的不安全感和海洋匮乏症。他们需要广阔的战略缓冲带，需要拼命寻找出海口，哪怕土地再贫瘠，也要先占下来再说。

而中华文明，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内循环农耕文明。我们的扩张逻辑是务实的：这块地能不能养活百姓？能不能增加赋税？如果不能，反而要还要抽血去养，那这就是累赘，是大国崛起路上的不良资产。

几千年来，中原王朝并非没有能力北上，而是他们拿着算盘，在长城脚下算了一笔几千年的账。

在这本账里，西伯利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写着两个字——赔钱。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在工业革命唤醒沉睡的矿产资源之前，那片寂静的冰原，注定只能是中原王朝目光尽头的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