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话，救了一座城

拉贝素描像

1938年，南京，冬雨如注。

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值班的领事官员田中拿起话筒，对方传来一个带着德国口音的日语：“我是约翰·拉贝，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我需要立即和你们的武官通话。”

田中皱了皱眉：“拉贝先生，现在是深夜，武官已经休息了。有什么紧急的事吗？”

“紧急？“电话那头的拉贝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你们的士兵正在金陵女子大学屠杀难民！我现在就在现场，我亲眼看到至少二十具尸体！如果你们不立刻制止，我会把这一切报告给柏林，报告给希特勒元首！”

田中的手抖了一下。

拉贝这个名字，田中当然知道。这个德国商人不仅是纳粹党员，更是希特勒在中国最信任的代表之一。日本和德国刚刚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是盟友关系，得罪拉贝就等于得罪柏林。

十分钟后，三辆日军军车冲进了金陵女子大学。领头的少佐军官跳下车，看到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校园里横七竖八躺着数十具尸体，都是平民。而在教学楼门口，一个高大的德国人正站在那里，他的身后是数百名瑟瑟发抖的中国难民。

这个德国人就是拉贝。他穿着整齐的西装，左臂上佩戴着醒目的纳粹袖标，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正在飞快地记录着什么。

少佐军官走上前，用生硬的德语说：“拉贝先生，这里很危险，请您离开。”

拉贝抬起头，他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危险？你说危险？你们的士兵刚刚在我面前枪杀了二十三名手无寸铁的平民！我都记录下来了，包括那个军曹的番号！”

少佐的脸色变了。他知道如果这件事传到柏林，后果不堪设想。

“拉贝先生，这一定是误会…”

“误会？“拉贝打断他，“我看到一个十岁的孩子被刺刀捅死，你告诉我这是误会？我看到一个老太太被活活打死，你说这是误会？”

少佐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突然转身，对着那些还在校园里游荡的日本士兵大吼：“所有人，立刻撤退！违令者军法处置！”

那些士兵愣了一下，但看到军官的表情，还是乖乖地上了车离开了。

拉贝身后的难民们哭了。他们知道，如果不是这个德国人，今晚他们都会死。

这不是拉贝第一次救人，也不是最后一次。

事实上，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那天起，拉贝就成了这座城市的守护者。他和十几个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一起，建立了一个“南京安全区”，庇护了超过二十五万中国难民。

拉贝的住宅位于南京城的中心位置，是一座带花园的大宅子。南京陷落后，这座宅子里挤满了难民。客厅里、走廊里、花园里，甚至屋顶上，到处都是人。据统计，仅拉贝的住宅就收容了超过六百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拉贝还有一个“秘密武器”——纳粹旗帜。

他在自己住宅的屋顶上铺了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帜，长宽各有数米。从空中看，那个巨大的卐字十分显眼。日军飞机每次飞过南京上空准备轰炸时，看到这面旗帜就会绕开。毕竟，德国是日本的盟友。

但拉贝很快发现，光有旗帜还不够。

12月17日深夜，拉贝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他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国女人跪在地上，身后还跟着两个孩子。女人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哭诉：日本士兵闯进了安全区，正在挨家挨户抓年轻女性。

拉贝二话不说，披上外套就冲了出去。他带着几个外国志愿者，端着摄像机直接冲到了现场。

那是安全区边缘的一片棚户区。十几个日本士兵正在那里“搜查”，已经有七八个女孩被他们拖了出来。看到拉贝一行人，士兵们愣住了。

拉贝举起摄像机，用日语大喊：“我是德国纳粹党员约翰·拉贝！我现在正在拍摄！你们的所作所为将被记录下来，送到柏林，送到东京！”

为首的日本军官脸色铁青。他知道拉贝的身份，更知道如果这些影像真的被曝光，后果会怎样。

双方对峙了足足五分钟。最后，日本军官咬着牙下令撤退。

那些被抓的女孩得救了。

但拉贝知道，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而他不可能每次都赶到。他需要一个更系统的办法。

于是，拉贝做了一件疯狂的事：他印制了数千份通行证，上面盖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印章，还有他自己的签名。只要持有这份通行证，就可以在安全区内自由行动，日军不得拦截。

这些通行证救了无数人的命。

有一次，一个持通行证的中国男人被日本士兵拦下。士兵怀疑他是中国军人，要把他带走处决。这个男人拿出通行证，士兵看到拉贝的签名，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了他。

后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我的签名能救多少人，但我知道，每一个签名都可能是一条生命。”

然而，拉贝的所作所为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1938年1月的一个下午，拉贝正在安全区总部办公，突然有人闯进来报告：日本宪兵队要逮捕他。

原来，日本人发现拉贝一直在拍摄他们的暴行，还把这些影像偷偷送往上海，准备经由欧洲传播到全世界。日本军方高层震怒，决定以“间谍罪”逮捕拉贝。

拉贝的同事们都劝他赶紧离开南京，去上海的租界避难。但拉贝拒绝了。

“如果我走了，谁来保护这些人？” 他指着窗外密密麻麻的难民营，“他们相信我，我不能抛弃他们。”

关键时刻，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干预。他给日本外务省施加压力，威胁说如果日本敢动拉贝，德国将重新考虑与日本的盟友关系。

日本人权衡再三，最终放弃了逮捕拉贝的计划。但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拉贝必须停止拍摄，停止向外传播信息。

拉贝表面上答应了，但背地里，他继续记录。他把每天发生的事情详细写在日记里，把拍摄的照片和影像藏在住宅的地下室里。

他在日记中写道：“也许我看到的一切，世界永远不会知道。但我必须记录下来，因为这是事实，是历史。总有一天，这些罪行会被审判。”

1938年2月，拉贝收到西门子公司的命令，要求他立即返回德国。这次，他没办法拒绝了。

离开南京的前一天晚上，数千名中国难民自发来到拉贝的住宅前送行。他们跪在地上，向这个救了他们性命的德国人磕头。

拉贝站在人群前，眼泪止不住地流。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对不起，我要走了。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会把南京发生的一切告诉全世界。我不会让你们的苦难被遗忘。”

回到德国后，拉贝立刻开始四处奔走，想要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他给希特勒写信，给德国政府各部门写信，甚至给国际联盟写信。

但令他绝望的是，没有人愿意听。

德国政府不想得罪日本这个盟友，拉贝的报告被压了下来。他准备的演讲被取消，他拍摄的影像被没收，他甚至被盖世太保约谈，警告他不要再“散布谣言”。

拉贝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西门子公司解雇了他，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二战结束后，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他又被盟军列入黑名单，连养老金都领不到。

晚年的拉贝，穷困潦倒，靠着南京幸存者寄来的食物和钱款勉强度日。

拉贝墓碑

1950年1月5日，拉贝在柏林去世，享年68岁。直到临终前，他都在念叨着南京，念叨着那些他救过的中国人。

他的墓碑上没有任何勋章，只刻着简单的一行字：“约翰·拉贝，1882-1950”。

但历史记住了他。

1997年，拉贝的日记在德国被发现，详细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种种暴行。这本日记成为了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历史证据之一。

2009年，拉贝的墓碑被移至南京，安放在他当年的住宅旁边。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来这里，向这个德国人献花。

墓碑前有一块铜牌，上面用中德两种文字写着：

“他挽救了二十五万中国人的生命。”

有人说，拉贝是个纳粹，不值得纪念。但南京的幸存者们说：

“在那个黑暗的冬天，他是我们唯一的光。”

参考资料：

1. 《拉贝日记》（约翰·拉贝著）

2.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3. 《拉贝与南京安全区档案》

4. 魏特琳.《魏特琳日记》

5. 张纯如.《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6.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

7. 吴天威.《南京安全区档案》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9.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10. John Rabe. 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