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的一生中或早或晚大概都会经历丧亲之痛,即便尚未经历,大抵也能遇见有此遭遇的友人。当我们自己或是身边友人面对这样的哀伤时,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地走出这样的情绪低谷吗?五年前,作为一名失独父亲的哀伤咨询师刘新宪写下了《哀伤疗愈》一书,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的协助。他坦言,在当下的中国,丧亲者可以得到的支持依然非常有限,而且还存在正确与错误信息混杂的现象。本期节目,媒体人小熊和本刊记者亚光邀请到了常年在哀伤疗愈一线工作的刘新宪,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面临此困境的人们。完整节目欢迎搜索“在川上”进行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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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小熊 亚光
中国的哀伤学起步较晚,
一些错误理论还在不断传播
小熊:我有一个感觉,一直以来大家对丧亲群体的认知度是不太够的,比如就算我们自己尚未成为丧亲者的一部分,但身边总有此类经历的人,很多时候面对这样的情境我们可能不知道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是适合的。所以讨论丧亲以及如何疗愈这份哀伤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刘老师,我想先请问,是不是目前大家对丧亲群体的了解还是太少了?
刘新宪:对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话题。这就导致了中国人非常畏惧死亡和哀伤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哀伤和喜乐都是人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今天喜乐好像是个正能量,是需要强化的,但是哀伤是一个负能量,要去回避它。实际上,这是违背了人类正常的一种文化现象。导致中国的丧亲者,蒙受到比其他地方丧亲者更大的压力。
这也潜移默化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界,中国学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比一些国家晚了近百年,弗洛伊德写下《哀伤和抑郁》是在1917年,而严格说,中国社会是近几年才开始重视相关话题,疫情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学界大概是20年前开始介入,起因是一批失独父母面临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比如没人签字手术,没有照管,在家里尸体腐烂都没人送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科院开始对失独父母进行研究,因为谈失独父母必然要谈到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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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宪,哀伤咨询师,对西方近代哀伤理论和干预以及在中国的本土化有深入研究,曾多次为国内高校、心理咨询师、社工人员、志愿者等提供哀伤疗愈培训、讲座及大型网上公开课。
小熊:听着失独父母的境遇好难过。
刘新宪:不管怎么说,中国失独群体带动了中国哀伤研究的起步,开始有少量的国外相关书籍被引进。2017年我去上海书城,找到了心理学区域,居然连一本关于哀伤辅导、哀伤干预的书籍都没找到,对中国出版界来说,几乎是个盲区。我后来又去了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几本翻译的相关图书。但这几本书和中国文化背景不太匹配,可能在现实使用中有阻碍,更多是一种碎片化的干预,但哀伤干预应该是体系化的。
亚光:我之前也采访过相关领域的学者,当时我去搜索过,确实写哀伤相关的作品是比较少的,顶多是研究别的一些心理问题,连带去碰一碰哀伤这个话题。
刘新宪:目前,中国开设了和哀伤课程相关的学校只有华东师范大学和深圳大学两所大学,而且也就是在这一两年才开始。对比来下,美国的高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设了这一类的课程,如果我们连基本的信息都无法普及的话,更别去谈干预的问题了。特别是我们的很多心理老师,直到今天还经常地把一些错误的理论在社会上传播,甚至会起到咨询伤害的问题,这是非常普遍的。
小熊:错误信息,一般来说主要是什么呢?
刘新宪:有一种是外行装内行,因为心理学是有分支的,比如做成人心理学的咨询师是不能够做儿童心理咨询师的,这是不同的两个领域。但现在是,很多老师只要有人付费,就什么都去讲。2019年我们在开哀伤大会的时候,有一对失独父母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们参加过一个给失独父母举办的心理辅导,结果这个心理老师上台说:“哀伤每个人都有,都要度过这一关,比如我也有哀伤,我的狗前两年也死掉了,我当时很痛苦,但很快走出来了。”他把狗的死亡和失去子女的痛苦进行对比,这对失独父母是一种羞辱,以至于他们当场就把他轰下台去。
还有一些错误的理论到现在还在传播,比如美国健康哀伤心理学家库伯勒一罗斯的五阶段理论,这是1969年提出的,但这个理论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哀伤最大的特征是苦苦思念,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人会有反反复复跳来跳去的状态,而不是所谓的五个阶段。包括疫情期间我读到过的一些所谓的哀伤指导手册,里面还是有一些已经在学界被否定的内容。
比如弗洛伊德的切割理论还在被引用,讲要和逝者切割,才可以把情感投入到新的能量和情感,重建生活。但切割理论完全是错误的,就连弗洛伊德本人在女儿死去之后,他也做不到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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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伤疗愈》
作者: 刘新宪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是否参加亲人的追悼会,
要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
亚光:您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我好奇的是,在现实里会有一些失败的案例吗?比如,在哀伤疗愈课上您提供一些方法重建意义感,但学员尝试后发现可能更悲伤了。您的书里提到,失独父母可以在春节做一道孩子以前爱吃的菜,重新和孩子建立连接,但是父母会不会因此更睹物思人?
刘新宪:我想先说一下儿童青少年哀伤干预的问题,这是被忽视的,因为儿童哭一会儿又跑出去玩了,就像没有事一样,所以人们很容易认为儿童不会哀伤。儿童是通过出去玩来宣泄痛苦,但成人以为他们哭一会儿又笑了就没事了。我在课上遇见过一个案例,姐姐6岁时看到弟弟被汽车撞死,弟弟去世以后家里把孩子很多遗物很快烧掉,本身这是个错误的做法,幸好还保留了一个弟弟的奥特曼玩具。还有青少年的哀伤也是被压抑的,在中国某种程度上不被认可和允许,这也导致了儿童和青少年患心理疾病的比例很高,在中国儿童心理咨询师严重不足。我们也开过专门的课程,但报名的人非常少,至今我也很疑惑,这个课是开给家长的,但家长似乎不重视这个东西。
亚光:当孩子遭遇了这种创伤之后,我们应该跟孩子怎么讲?有的时候人们不知道怎么去掌握这个话语的分寸。
刘新宪:儿童不同的年龄阶段认知也不一样的,比如4岁以下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死亡。我曾经翻译过一本书《浴火重生:一位丧子母亲的哀伤疗愈之路》,书里有个真实情节,就是四岁的小朋友来到另一个小朋友的墓地,美国人的墓碑前面经常会插一个小喇叭形状的桶,可以在上面插鲜花,小家伙跑过去对着那个小喇叭一样的东西叫着逝去的小伙伴的名字说,“你可以出来了。”他知道有个哥哥埋在那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死掉的意思。所以怎么和这个年纪的孩子谈死亡是有一套方法的。另外当死亡事件发生之后,要不要带孩子去殡仪馆或者追悼会也是有讲究的。通常孩子五岁时,对死亡开始有概念了,那家长要告诉孩子,追悼会大致是什么情况,然后尊重孩子的意见,让孩子自己选择要不要去。如果孩子选择去,就一定要有个大人始终陪伴着孩子完成这个过程。我有个朋友是外婆带大的,但是他外婆去世时,父母觉得殡仪馆阴气太重,没有让他去参加告别式,这在他心里留下了新的阴影。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克服哀伤反应,这是需要学习和训练的,这也是一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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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寻梦环游记》剧照。
不要问处于急性哀伤期的人——
“你今天好吗?”
小熊:我稍微把话题往回拉一下,假如我们身边有人遇到了丧亲的情况,我们能做一些什么事,可以真正帮助到这样的人?
刘新宪:从媒体层面来说,通常我们的媒体习惯把丧亲群体渲染为一个悲惨的人群,这个描述没有错,但却忽略了哀伤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当过多渲染不幸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种强烈的自卑感,社会也会觉得,你们是一个异类群体,这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但中国社会忽略掉了一个问题,在美国心理学界流行一句很普遍的话——哀伤是爱的代价。哀伤是爱是同一情感的两面,这是我们曾经所爱的证明,是爱的延续,这个往往是被人们所忽视的一面。我在讲课的时候,会告诉失独父母,你们的哀伤恰恰反映的是最崇高的人性之爱,人类如果没有这种天性,这个物种可能在无数浩劫中已经灭绝了。所以哀伤不应该是一个被歧视的东西。我在课堂上讲这些话,很多人都流泪了。
丧亲的哀伤如果简单分类可以分成急性期和后急性期,急性期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可能会出现巨大的症状,是人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任何的说教和开导都是没有用的。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更多是解决生活上一些特殊的需要,比如协助采购,陪同散步,帮忙做家务,甚至什么都不做,一起坐着发愣等等,这种是工具型的帮助,在哀伤初期是最为重要的。哪怕不能见面,每天发个微信也好。但微信不能说“你今天好吗?”要说很具体的问题,比如“你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你昨天睡眠如何?”让对方觉得自己不孤独,还有人关心。也不要问“我能帮你做什么事?”而是具体到,是否需要我来采购,需不需要我带什么菜到你家里。也可以送一本哀伤疗愈的小册子给对方,这也会非常有用。急性期一方面很痛苦,另一方面又会麻木,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痛苦,也会有摆动,也会有时候转出来。
哀伤又分两种,一种是创伤性哀伤,还有一种是常规性哀伤。前者包括自杀、被谋杀等突然的死亡,还有失去子女等等,这种痛苦程度通常要超过普通哀伤。最近有个失独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如果后半生都这样度过,她绝对要自杀了。我告诉她,不可能后半生都这样,现在她还处在急性期,所有症状都是正常的,这段路逃不掉,每个人都要走。而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对方比较短的时间走过这个过程。这其中90%的人可以自我适应,人有抗逆性。但也有10%的人始终不见好转,始终仿佛是行尸走肉,这就需要专业人士介入干预了。所以急性期家属是站在前面的,咨询师在后面,提供指导;但是如果到了第二阶段不见好转,那咨询师就要站在前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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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寻梦环游记》剧照。
不要对丧亲者说“我可以理解你”,
除非你有这个经历
亚光:我们也加入了您授课的几个丧亲者的微信群。这里面有三种不同类别,丧失配偶、丧失父母和丧失子女,这三个人群在您辅导中,会有什么不同吗?
刘新宪:这三个人群的痛苦程度还是不同的,从心理统计学上的评分看,痛苦最高的是丧失子女的群体,然后是丧偶,接下来是丧失父母。特别是失独父母,老了以后会面临各种实际问题。虽然现在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在落实层面还是有差距。倒是丧偶群体,我觉得现在和以前比有很大差别,二三十年前,丧偶群体的痛苦程度是非常高的,这些年在下降,和当下婚姻的稳定性降低有关系,女性的家庭地位也在上升。过去女性在经济上比较依靠男性支撑,如果男性去世,悲痛程度可想而知。丧偶群体和失去子女群体的干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那么失去父母又分两类,一类是未成年的孩子,比如6、7岁的孩子,对他们来说父母就像一棵树,这是摧毁性的。父母失去孩子,会感到失去的是未来,而未成年孩子失去父母,会感到失去的是一片天,这里干预又是不同的。我就简单说一下这三者之间的差别。
小熊:作为尚且没有这些经历的人,您觉得是否能真的理解这些丧亲群体呢?还是二者之间始终会有一堵墙?
刘新宪:是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的,这跟人类的认知的局限性有关系。我曾经写过16万字的回忆录,我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没有能力把内心的那种痛苦的感受完全描述出来。哀伤这个情绪是会受到语言边界的限制,所以这自然会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玻璃墙,经历过的人可以看到墙外的面貌,但墙外的人看不到墙里的状况。除非你有这个经历,否则不要对丧亲者说“我可以理解你”,这是一句犯规的话。所以对丧亲者来说,需要理解别人对你的不理解,这是人的局限性造成的。另外对关怀者来说,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我还想谈一下关于中国的葬礼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压在我心里边一个很大的石头。在中国参加葬礼,大家总是会说“节哀顺变”,这是中国哀伤文化一个天经地义的标签。但哀伤是应该被宣泄的,宣泄哀伤本身也是健康的,反而压在心里是很危险的。国外的葬礼是一个人一生完整的呈现,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公司一个同事,特别爱喝酒,他的追悼会上,他太太就讲这个人有个好朋友到纽约喝酒喝醉了回不来,就给这个逝者打电话让他去纽约接他,半夜两点钟他就去了。去了纽约以后,我这个同事和朋友接着喝到了第二天。我们在葬礼上听了这个故事都笑了,在国外葬礼上,有悲伤有眼泪可也有会心一笑,你感受到的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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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时间轴:
00:02:35 中国的丧亲者承受的压力尤其大
00:05:17 中国哀伤研究比发达国家晚了一百年
00:10:10 10%的丧亲者会罹患延长哀伤障碍疾病
00:13:26 关于哀伤的许多错误理论还在被传播
00:28:44 儿童的哀伤在中国不被认可
00:32:08 如何和孩子描述死亡
00:37:06 社会对丧亲者不应该区隔化
00:42:43 如何给丧亲者提供有效帮助
00:49:50 丧失子女是丧亲群体中痛苦程度最高的
00:54:38 不要对丧亲者说“我可以理解你”,除非你有相同经历
01:00:18 节哀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作者:小熊,亚光;编辑:刘亚光;校对:杨许丽。封面图为电视剧《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剧照。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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