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15岁考入清华却始终无法忍受打工，幼子饿死，妻子绝望出家

1933年12月的长江，冷得能钻透骨头。一艘从上海开往南京的渡轮慢吞吞地划着水，三等舱里挤满了裹紧棉袄的乘客。甲板角落，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靠着栏杆站着，手里攥着个布包，里面裹着一本海涅的诗集，一本他自己写的诗。

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他却像没知觉似的，眼睛直勾勾盯着远处的江面，直到渡轮靠近采石矶，他突然翻过栏杆，纵身跳了下去。

这人叫朱湘，死的时候才29岁。知道他的人都说可惜，这可是当年和郭沫若、徐志摩齐名的诗人，就连鲁迅都称他是“中国的济慈”。可没几个人能说清，好好一个才子，怎么就走到了跳江这一步。

朱湘的出身说出来挺风光，他的父亲是清朝的二品官，母亲是张之洞弟弟的女儿，标准的名门之后。可这“风光”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日子。

他3岁那年，母亲得了场急病走了。那时候他还不懂“死”是什么意思，只记得家里突然挂满白布，父亲抱着他哭，哭到声音都哑了。没了娘，他就跟着父亲过，可父亲常年在外做官，大多时候他是跟着老仆过日子。

好不容易盼着父亲回来，没过几年，父亲也病逝了。10岁出头的孩子，一下子成了孤儿。按规矩，他得跟着大哥过。可大哥比他大28岁，还不是一个娘生的，对他压根没什么感情，心情好的时候给口饭，心情不好就指着鼻子骂，说他是“吃闲饭的”。

朱湘那时候就憋着股劲，不说话，只闷头看书，好像书里能开出花来，能把这些苦日子盖过去。幸亏家里还有个二嫂。二嫂是个心善的女人，看着小叔子可怜，又觉得这孩子眼神亮，不像没出息的样，就偷偷帮衬他。

那时候清华学校有个规矩，能用庚子赔款送学生去美国留学，二嫂觉得这是朱湘唯一的出路，就把自己娘家给的私房钱拿出来，送他去补习班。

补习班的学费不便宜，二嫂省吃俭用，自己舍不得买新衣服，却总给朱湘带鸡蛋和红糖。朱湘记着这份情，读书读到半夜，困了就用凉水洗把脸，心里想着“不能让二嫂白忙活”。

1919年，15岁的朱湘还真考上了清华，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蹲在墙角哭了，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日子有了盼头。

刚进清华的时候，朱湘就像一棵“小树苗”，一下子扎进了“文学的沃土”里。那时候新文化运动正热闹，年轻人都爱谈诗歌、谈文学。

朱湘很快就找到了一伙志同道合的朋友：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四个人天天凑在一起，要么在图书馆角落里啃外国诗集，要么在梧桐树下争论“诗该怎么写”，有时候能从中午聊到天黑，连饭都忘了吃。

后来有人把他们四个叫做“清华四子”，说他们是清华园里最会写诗的年轻人。

朱湘那时候就显露出了天赋，他写的诗用词特别讲究，读起来有股子音乐劲，还能让人想起画面。连闻一多都夸他，说他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三美”都做到了。

可这股子才华，也带着点“刺”。朱湘这人太轴，认死理，还特别看重“自由”。那时候清华的校规管得严，比如早上必须准时到食堂吃早餐，迟到一次就记过。朱湘觉得这规矩太离谱，他偏要对着干，故意迟到。

一开始校方还劝他，说“改了就行”，可朱湘不认错，还在宿舍里跟同学说：“清华就知道钻分数、讲规矩，一点不懂得尊重人。”后来他迟到次数累计到27次，按校规得开除。系里的老师都舍不得，找他谈话，说“认个错，我帮你求情”，可朱湘梗着脖子说：“我没错，要走我就走。”

1923年，朱湘收拾东西离开清华。走的时候，“清华四子”的几个朋友来送他，饶孟侃塞给他几块钱，说“到了上海给我写信”。朱湘接过钱，没说话，转身就走了。

他那时候还没意识到，这次离开，不仅是离开一所学校，更是把自己人生里一条“安稳路”给断了。

离开清华后，朱湘去了上海。没了清华的名头，他找工作处处碰壁，只能靠给报社写点小文章混口饭，住的是漏风的小阁楼，冬天冷得睡不着觉。就在这时候，大哥找上门来，说：“你年纪不小了，该把婚结了”。

这门婚事是父亲生前定下的，女方叫刘霓君，也是个苦命人，父亲早逝，跟着母亲过。朱湘一开始特别抵触，还跟大哥吵了一架，吵到脸红脖子粗。可大哥撂下狠话：“你不结婚，以后就别认这个家。”

大婚那天，朱湘躲在二嫂家里，不肯去接亲。还是二嫂劝他：“霓君是个好姑娘，你要是不娶她，她一个姑娘家，以后怎么做人？”朱湘想想也是，就硬着头皮去了。新婚之夜，他看着坐在床边的刘霓君，穿着红嫁衣，头低着，手攥着衣角，突然觉得有点愧疚。

没想到，这门不情不愿的婚事，一开始还挺甜蜜。刘霓君是个勤快人，把小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朱湘出去找工作，她就在家洗衣做饭，晚上还给他缝棉衣。朱湘心里过意不去，每次路过街边的糖铺，都会买块饴糖带回去，刘霓君舍不得吃，总让他吃，两个人推来推去，像孩子似的。

1926年，清华那边松了口，说只要朱湘回来补修学分，就能拿到毕业证。朱湘特别高兴，带着刘霓君回了北京。

拿到毕业证后，1927年，他又靠着清华的关系去了美国留学。本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可朱湘的“拧巴”又犯了。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因为两件事转了三次学。一次是课堂上，教授念了篇文章，里面把中国人比作“猴子”，底下还有学生笑。朱湘当时就指着教授说“你这是歧视”，教授道歉了，他还是不依不饶，非要转学。另一次是图书馆借书，管理员怀疑他没还书，说了他两句，他觉得受了委屈，又转了学。到最后，毕业证没拿到，他就赌气回了国。

1929年，朱湘回国，靠着朋友介绍，去了安徽大学当英国文学系主任，月薪不少，够一家人舒舒服服过日子了。

可好日子没过上两年，就出了岔子。1932年，因为战乱，安徽大学的财政出了问题，工资开始拖欠，有时候好几个月都拿不到分钱。家里还有3个孩子要养。刘霓君没办法，就偷偷去工厂找了个缝衣服的活，每天干到半夜，能挣几个铜板。

这事被朱湘知道了，他当场就发了火，不是怪刘霓君，是怪自己。他把刘霓君的针线筐扔在地上，红着眼说：“我是男人，该我养你们，你去打工，别人怎么看我？”刘霓君也委屈，哭着说：“孩子要吃饭，总不能等着饿死吧？”

两个人吵了一架，之后就不怎么说话了。朱湘更着急挣钱了，可那时候到处都乱，找工作比登天还难。他去求以前的朋友，有的人躲着他，有的人给几块钱就打发了。就在这时候，最小的孩子得了场病，本来就营养不良，没几天就夭折了。

那天朱湘抱着孩子的尸体，坐在地上半天没动。刘霓君哭得快晕过去，指着他说：“都是你！要是你能有点本事，孩子能饿死吗？”气头上，她把朱湘桌上的诗稿全撕了。

朱湘看着碎纸片子，心也跟着碎了。他知道刘霓君恨他，他更恨自己。从那以后，他就很少回家了，有时候住在码头的小旅店里，有时候在街头晃悠，像个没魂的人。

1933年12月1日，朱湘去找二嫂。二嫂看着他瘦得脱了形，心里难受，留他吃了顿饭。临走的时候，朱湘吞吞吐吐地说：“二嫂，能不能借我点钱？我去南京找工作，找到就还你。”二嫂没多问，就给了他钱，还塞了些干粮，说“路上吃”。

12月5日，朱湘买了张去南京的三等舱船票，还买了瓶酒，把海涅的诗集和自己的诗稿裹在布包里。船上人多，他找了个角落坐下，一边喝酒一边翻书，有时候还小声念两句诗，旁边的人觉得他奇怪，没人跟他搭话。

快到采石矶的时候，他站起来，走到甲板上。江风很大，吹得他站不稳。他回头看了一眼船舱，好像在找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找。然后他把布包抱在怀里，翻过栏杆，纵身跳了下去。

船员发现的时候，赶紧扔救生圈，可他根本不抓，就那么往下沉。等打捞船过来，江面早就恢复了平静，连个影子都没了。

后来消息传到南京，刘霓君当场就瘫了下去。她抱着两个孩子哭了几天几夜，哭完之后，把孩子送给了远房亲戚，自己去了城郊的尼姑庵，剃了头发，从此青灯古佛伴一生。

朱湘死后没几年，他的诗被重新整理出版，有人说他的诗“比徐志摩更细腻，比闻一多更灵动”，可他再也看不到了。倒是“清华四子”的另外3个人，后来都成了文坛的名人，每次提起朱湘，大家都忍不住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