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客死异乡，30年后儿子回忻州老宅，售票员喊：同志请买票

1992年，已经七十多岁的阎志惠站在忻州阎家大院门口，看见大门上挂着“晋北河边民俗博物馆”的牌子，下面标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几个字，他愣了足足有半分钟。售票窗口写着门票价格几元钱，他想起自己离开这座宅子已经三十多年。

就在他抬脚准备跨进院门时，一位戴着工号牌的售票员喊住他：“老同志，这里参观要先买票。”那一年是1992年，博物馆刚接待完第十几批旅游团，这句标准用语几乎每天要说上上百遍。阎志惠默默掏钱，接过小小一张票，心里盘桓的是1883年父亲出生时阎家在五台县不过几十亩地的小地主身份。

如果把时间往回拨一百一十年，1883年那个冬天，阎锡山刚出生时，还没人预料到他会在山西坐稳三十余年。少年阎锡山十来岁读过《三字经》，十四岁就从私塾辍学，被父亲拉到县城的钱铺学做生意，每月记账要算上成百上千文利息。

十九岁那年，他投机一次亏掉了家里大半积蓄，债主在账本上密密麻麻写下几百两银子的数字，他只好独自跑到太原打短工。1902年前后，他考进山西武备学堂，成绩排在前几名，两年后又被保送去日本留学，正好撞上同盟会在东京发展到上百名会员的时期。

在日本，阎锡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听孙中山讲演过数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还参与讨论同盟会的行动方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已经在山西新军任职，手里掌握着几千人的兵力，于是顺势起义，占领太原城，山西巡抚被处决，他被推举为都督，正式踏上军政舞台。

不过1912年政局急转直下，袁世凯握有北洋军六十多个营的兵权，开始攫取临时大总统职位。阎锡山很快转身宣布脱离国民党，配合袁世凯解散各级党部，还在山西处置了一批同盟会旧友，换来“同武将军”的头衔和一等侯的封号。等到1915年袁世凯筹划称帝，他还上书支持，为此与护国军的蔡锷等人公开相左。

当1916年袁世凯在压力之下取消帝制，不到三个月便病逝，北京政局改由段祺瑞掌控。阎锡山又一次迅速调整立场，对外拥护段祺瑞，对内则用几年时间清理山西军界、政界的异己势力，到20年代初，他实际控制的晋军已扩编到十多个旅，兵力达到数万人，“山西王”的称呼就在报纸上出现。

经历了拥袁、拥段两次站队失败，他给自己立了“三不”规矩：不入任何党派、不插手外省事务、不轻易出山西一步。这条自订规矩从1920年代延续到抗战前十多年，他修建兵工厂，能生产上万支步枪和大量弹药，把部队从原先四个旅扩成十七个师，晋绥军在全国军阀中名列前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划分八个战区，他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山西、绥远一带，战区下辖几十万国军部队。与此同时，八路军三个师也进入山西敌后活动，阎部、国军、共产党在最初两三年里有过多次联合对日作战的记录，太原会战伤亡数字不断攀升。

但随着太原在1937年11月失守，日本华北方面军逐步控制山西大部地区，敌后根据地的游击力量开始扩展。阎锡山看到共产党在山西发展势头迅速，认为这比驻扎的几万日军更直接威胁他苦心经营三十年的地盘。到1940年前后，他一边名义上坚持抗战，一边把相当部分兵力调去“防共”，并在局部地区尝试与日方接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把兵力重心转向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局出现新的变量。阎锡山在这一阶段没有进一步与日军公开合作，但也难再组织像1937年那样的大规模会战，他在山西的作战记录明显减少，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第二战区的旧系统已经名存实亡。

战后，他为了在接管山西时不被中央军边缘化，把大批日本降兵纳入自己队伍，单一名籍编入就超过一两千人。部分日本军官、飞行员获得的军饷据回忆资料说是同级晋军军官的两三倍，其中几十名飞行员后来驾驶零式战斗机参加对延安等地的轰炸，出现在国共内战初期的延安上空。

1946年双十协定破裂，全面内战爆发，阎锡山把主力压在晋绥战场，企图守住太原这座工业、兵工重镇。可是到1949年春，解放军经过上百天围攻后，太原则成了“孤岛”，城内粮弹告急，他口头上对部下谈“城破共赴一死”，暗地里却安排好撤往南京、再转赴台湾的路线。

1949年底，他随蒋介石到了台湾，先后担任过行政院长等职务，办公室离“总统府”不过几百米。1950年代初，经过几轮政局调整，他和一批旧系心腹被调离要职，搬到台北郊区一处交通并不便利的住宅，生活开支大幅压缩，一日三餐以青菜、馒头为主。1960年，他在台湾病逝，享年78岁，身边只有四子阎志敏照料。

阎锡山家中，一妻一妾共育有五个儿子，原配徐竹青多年无子，后来依父命娶妾徐兰森，为他生了五子。最受器重的是老五阎志惠，他在军校时成绩长期排在前列，被寄望接班，“山西王”还在1930年代为他规划过详细军政仕途。1949年前后他随父亲撤往台湾，短短几年后，就发现父亲已经失势。

不甘在台湾按部就班过一生，他去了日本，在那里投靠二哥的遗孀，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随着时间推移，两人感情变化，最终结为夫妻，这段关系在当时的家庭观念中十分难以被接受。阎锡山得知后非常震怒，父子之间多次通信争执，最后干脆断绝关系，原本承诺的经济支持也随之中断。

断了家里资助后，阎志惠和妻子又辗转去了美国，在陌生城市里为了几百美元房租和水电费，他干过建筑工地杂工、仓库搬运，也给人开过长途大货车。货车贷款金额按年息计算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每个月还款日一到，账户上有时只剩几十美元，连一张几百美元的往返机票都显得遥不可及。

1960年，台湾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时，他已经在美国打工多年。那年他还不到四十岁，却凑不齐奔丧所需的路费，只能在租来的小公寓里点上一盏小灯，按照台湾发来的讣告日期记下农历时间，独自在海外守了一个人的灵堂。

等到1992年再踏上忻州的土地，他已从“不惑”走到了“古稀”，距父亲病逝过去整整32年，距自己少年离家也超过30年。他在阎家大院里一间一间地看，数着那些当年花了二十多年才修成的院落、厢房，听讲解员说这里每年接待上万人次游客，还见到成册的《阎锡山史料汇编》。

走出院子前，他回头望了一眼贴着“禁止吸烟”的廊柱，数字时刻提醒他，这里早已是一处规章分明的博物馆，而不是某一家族的宅院。1992年，一个花甲老人掏出几元钱买票，走进这座花了二十多年修起的宅子，外人只知道他是普通游客，很少有人记得，他曾是“山西王”最看重的第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