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去性别化患者胜诉：美国性别医疗清算时代正式开启

2026年1月30日，美国纽约西切斯特县最高法院传来一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陪审团裁定心理学家肯尼斯·埃因霍恩博士及其所在机构“卡梅尔心理协会”，以及整形外科医生西蒙·H·秦及其所在机构“凯尔蒙特医疗集团”，对原告瓦里安构成医疗过失罪名成立，并判令赔偿总额200万美元。

瓦里安，现年22岁，她2019年仅16岁时，在自认为是跨性别身份的困扰下，接受了双侧乳房切除手术，俗称“顶手术”，这是所谓“性别肯定医疗”的一部分。然而，几年后，她选择“去性别化”，恢复女性身份，并认为当初的手术给她造成了永久性的身体与心理创伤。她在2023年提起诉讼，指控心理医生和外科医生在评估和同意过程中严重违反医疗标准，未能进行充分的心理筛查、未确保真正知情同意、未全面探讨潜在风险与长期后果，也没有与其他医疗提供者进行充分沟通与协作。

本次庭审历时三周，陪审团最终认定，两名被告均存在过失：心理学家开出的“推荐信”过于草率，未深入评估少女当时的精神状态与潜在的共病问题，如焦虑、抑郁、创伤或其他发育阶段的身份困惑；外科医生则在明知患者为未成年人、且评估过程存在明显缺陷的情况下，仍迅速推进不可逆的外科干预。判决书将赔偿细分为160万美元用于过去及未来的痛苦与精神损害，另40万美元用于将来可能需要的医疗修复与治疗费用。尽管原告最初索赔金额更高，但陪审团的裁定已属历史性突破，这是全美首例由“去性别化”受害者提起的医疗过失诉讼成功进入审判并胜诉的案例。

这一判决被许多评论者视为“堤坝决口”的标志性事件。多年来，“性别肯定护理”模式在部分西方国家被快速推广，尤其针对青少年群体：只要孩子表达出性别不安，一些诊所和医生便倾向于迅速“肯定”并推进激素治疗乃至外科手术，而对潜在的社会传染、快速起病性别不安、自闭谱系共病、童年创伤等复杂因素的鉴别诊断常常被简化或忽略。瓦里安案暴露了这种“快速通道”模式的致命缺陷：当一名16岁少女在情绪极度困扰、可能伴随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时，仅仅基于短暂的几次会谈和一纸推荐信，就被允许切除健康的乳房组织，永久丧失哺乳能力，并承受疤痕、感觉丧失、激素失衡、自我形象崩塌等多重后果。

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性别肯定医疗”的兴起并非单纯的医疗实践，而是根植于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驱动。早在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和酷儿理论等左派极端思想开始渗透学术和医疗领域，这些理论将性别视为“社会建构”，否认生物性别的客观性，宣称性别身份可以随意流动和重塑。这种意识形态将青春期常见的身份困惑、社交压力或心理创伤如家庭问题、性虐待历史或自闭症谱系障碍等解读为“内在真实性别”的觉醒，从而推动医疗干预作为“救赎”。

这种观点忽略了大量证据：多项系统审查显示，性别肯定护理的科学基础薄弱，缺乏随机对照试验，多依赖自我报告和横断面数据，无法证明长期益处；相反，成年后追踪研究显示，许多接受干预的个体并无显著心理健康改善，反而出现治疗相关伤害，如骨密度降低、不育风险和脱跨悔恨。例如，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的指南曾被指责受政治压力影响，移除年龄限制以避免立法阻力，而非基于证据，这暴露了意识形态主导科学的本质，将激进左翼议程，如挑战传统性别二元，置于患者福祉之上。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模式背后还隐藏着庞大的“性别工业”利益链条：制药公司从激素药物如青春期阻滞剂和交叉性激素中获利丰厚，手术诊所通过“顶手术”和“底手术”收取高额费用，而一些心理咨询机构则通过快速“肯定”诊断维持业务流量。批评者将此比作一场以“进步”名义的商业实验，忽略了自然消退现象。研究显示，85%以上的性别不适儿童在青春期后会自然接受生物性别，无需任何干预。相反，快速医疗化可能中断这一自然过程，将共存的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或创伤后应激障碍归咎于“少数群体压力”，而非进行全面评估。这不仅仅是医疗失误，更是意识形态的强加：它教导孩子将青春期困惑视为“身份错误”，并通过不可逆的身体改造来“修正”，最终制造出更多受害者。

可以预见，瓦里安的胜诉将开启一波诉讼潮。成千上万的家庭和年轻人正面临类似的悲剧：他们在青春期最脆弱的阶段，被卷入一场以“进步”之名进行的医学实验，却在成年后发现自己被不可逆地改变了身体。那些曾经积极推动、批准、执行这类手术的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外科医生、性别诊所、学校辅导员，甚至某些州政府机构与儿童保护部门，都可能面临法律追责。他们将被要求为“协助未成年人进行不可逆的身体改造”付出沉重代价，不仅是经济赔偿，更包括职业生涯的终结、执照吊销，以及在公众面前的道德审判。

瓦里安本人在宣判后泪流满面，与母亲紧紧相拥。这一幕感动了许多人，也让更多沉默的受害者看到了希望。正如一些观察者所言：“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当普通美国陪审团开始用真金白银为这些“现代门格勒”式的医疗行为买单时，整个“性别工业”链条都将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伦理底线。

这里所说的“门格勒”，指的是纳粹德国时期最臭名昭著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他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天使之死”而留下臭名。他对囚犯（尤其是双胞胎儿童）进行残忍、非人道的医学实验，包括不使用麻醉的手术、注射致命药物、强行器官摘取等，目的往往是为了所谓的“种族科学”或个人研究兴趣，许多受害儿童在实验后被直接杀害以进行尸检对比。他的名字已成为现代医学史上最极端、最邪恶的非人道实验的代名词。

那些曾经被包装成“救赎”的手术，正一个个被法庭认定为严重的医疗犯罪。正义或许来得迟，但它终究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