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底层男人为啥离不开神权？穷得揭不开锅

来源:我向夜撒了一把盐

伊朗这地方，很多人一提就想到头巾、教士、革命卫队，好像整个国家被宗教裹得严严实实。

可你真往里看，会发现那层“虔诚”的外衣下，其实早就千疮百孔。

不是信仰崩了，是交易崩了。

1979年那场革命，表面上是推翻巴列维国王，赶走美帝代理人，建立一个“纯净”的伊斯兰共和国。

可没过几天，那些刚在街头和男人并肩作战的女人，突然被要求戴上头巾。

她们刚刚帮霍梅尼把王冠砸碎，转眼就被踢出法庭、赶出办公室。

22岁的女法官希林·伊巴迪，一夜之间连法袍都穿不上了。

法律直接写明：女人不能当法官。

她在家待了十三年，后来成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那是二十多年后的事。

1979年的时候，没人知道未来长什么样，只知道革命吃人，尤其爱吃自己的女儿。

你说奇怪不奇怪？

革命前一个月，这些女性还是“战友”；革命后一个月，就成了“道德败坏”的象征。

更讽刺的是，她们去找左翼组织求援，结果那些自诩进步的男性冷冷回一句：“别闹了，现在要紧的是反美帝国主义。”

好像女性的自由，是可以等一等、放一放的次要问题。

可这一等，就是四十年。

霍梅尼上台后，确实干了几件让底层拍手叫好的事。

他没收王室财产，抄了权贵庄园，把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收归国有。

然后呢？

他建了上百个宗教基金会，钱从哪儿来？

从国家财政、石油收入、没收资产里来。

这些基金会给谁发钱？

给城市贫民、农村农民、烈士家属、残障人士。

80年代，伊朗农村第一次通了电，有了自来水，盖起了学校。

要知道，巴列维时代，96%的村子晚上一片漆黑。

那时候，油、米、面、糖，全都有补贴，价格低得离谱。

底层老百姓觉得，这日子有盼头。

可这盼头是有代价的。

教士集团用物质利益换来了底层的忠诚，但这还不够。

他们还悄悄塞给底层男性另一样东西：在家里说一不二的权力。

你可能穷得叮当响，可能被城里人看不起，可能一辈子找不到体面工作——但你至少能管住你老婆。

她出门要戴头巾，工作要你同意，离婚？没那么容易。

这种控制感，成了一种精神补偿。

不是给你面包，而是给你一根鞭子，让你打别人来缓解自己的屈辱。

用性别压迫替代阶级解放，这招太便宜了，成本几乎为零。

再往前看，很多人以为巴列维时代全是黑暗，其实不然。

60年代的伊朗，是中东最西化的国家之一。

德黑兰大学的女生穿短裙上课，女法官坐在高堂上判案，女性有选举权，不用蒙头巾。

那些老照片不是P的，是真的。

可问题在于，这些现代化只集中在首都。

农村呢？

96%的农民分到土地后反而活不下去，因为没技术、没灌溉、没市场。

医疗和教育资源全堆在德黑兰，全国68%的成年人是文盲。

到1978年，伊朗GDP增速飙到11.4%，比美国日本快好几倍，但钱全流进了王室口袋、美国公司账户、北德黑兰的豪宅里。

底层什么都没捞着。

霍梅尼看准了这个裂缝。

他不谈分配，不谈剥削，只谈“西方腐蚀我们的道德”。

他说要建一个公平的伊斯兰社会，女人可以自由选择穿衣。

结果呢？

革命第一个月，强制头巾令就下来了。

承诺像肥皂泡，一戳就破。

到了90年代，霍梅尼去世，新领袖哈梅内伊开始搞私有化。

政府说要把80%的国企卖掉，取消食品和燃料补贴。

听起来像市场经济改革？

可接手这些企业的，不是普通老百姓，是革命卫队、宗教基金会、跟最高领袖沾亲带故的商人。

学者管这叫“恩庇主义的私有化”——不是市场主导，是关系网分赃。

一部分人暴富，几百万人掉进贫困线以下。

2011到2020年，伊朗人均实际GDP每年缩水0.6%。

石油工人收入降了26%，医生教师降了22%。

货币更是崩得惨不忍睹：2011年，1美元兑1万出头里亚尔；到2024年，兑56万。

十三年，币值只剩五十分之一。

青年失业率常年在25%以上，女性超过40%。

这时候，神权政权给底层男性的那点“尊严”——控制妻子的权利——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毕竟，当你什么都保不住，至少还能抓住这点权力。

有意思的是，神权体制自己埋下了颠覆的种子。

它为了证明“伊斯兰教育安全”，在偏远乡村大建学校，推行全民识字。

女孩识字率从不到50%升到2015年的86.8%。

保守家庭觉得，反正学校是性别隔离的，女儿七岁就戴头巾，不会学坏，那就送吧。

于是，大批农村女孩考进大学，学医、学工程、学法律。

可毕业之后呢？

法律不让她们当法官，企业不愿提拔她们，丈夫一句话就能禁止她们上班。

高学历没换来高地位，反而让她们看清了制度的荒谬。

2000年代，女大学生数量超过男生，同期女性失业率却冲上40%。

她们开始推迟结婚，甚至选择不婚。

这不是叛逆，是清醒。

2009年那场“绿色运动”，表面是抗议选举舞弊，背后其实是这群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和大学生对体制的全面质疑。

三百万人走上德黑兰街头，喊的不是“打倒美国”，而是“我们要公正”。

结果被革命卫队的巴斯基民兵暴力镇压。

德黑兰这座城市，本身就分裂成两个世界：北边靠山，空气好，富人住那儿，孩子从小送欧美留学，嘴上骂神权，生活却离不开特权；南边平原，空气差，穷人扎堆，虔诚但赤贫。

每次大选，北城的人跑出来喊改革，希望南城的人投票支持变革。

可他们从不去南城，不了解那里的人为什么信教——不是因为愚昧，是因为除了宗教社群，他们什么组织都没有。

工会？没有。

草根团体？没有。

宗教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

而北城的人呢？

有钱，但活得虚伪。

一边享受体制红利，一边标榜自己是民主斗士，却从不碰阶级问题。

他们的改革，从来不是为了改变结构，只是想换个人坐庄。

真正动摇根基的，不是街头抗议，而是经济崩溃。

2019年，在一个农村的主麻礼拜上，伊玛目刚念完“我们要面朝祖国，背对敌人”，全场所有人突然转身——把后背留给了讲台上的教士。

这一幕，比任何口号都狠。

它说明底层开始不信了。

宗教基金会发的钱越来越少，鸡蛋涨价能引发全国骚乱，燃油涨价能让几百人丧命。

《古兰经》没让他们吃饱饭，霍梅尼承诺的“公平社会”成了笑话。

马克思早说过：当小农被债务压垮，与社会和政权彻底脱节，他们就会从最信教变成最反教。

伊朗的底层，正在变成那种“债台高筑的小块土地”。

但他们手里还攥着最后一根稻草：对女性的控制权。

这是神权政治给他们的最后一点“尊严”。

2024年，伊朗失业率7.7%，通胀35.5%，80%的经济活动靠国有部门撑着。

八百万政府雇员里，大部分是革命卫队和宗教机构的人。

这哪是什么宗教国家？

分明是一个用宗教包装的特权阶级统治机器。

最高领袖家族在海外有大量资产，革命卫队控制银行、电信、建筑这些命脉行业。

宗教？不过是他们敛财的工具罢了。

底层男性不是天生仇视女性。

他们是被困在这个系统里的人质。

政权跟他们做了一笔交易：你可以一无所有，但你可以压迫你的妻女。

用性别压迫代替阶级解放，这是最廉价的统治术。

可现在，这笔交易快做不下去了。

九百五十万人陷入赤贫，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货币贬值得连菜市场大妈都摇头。

这时候，再怎么管住老婆，也填不饱肚子。

道德警察抓再多没戴头巾的女人，也挡不住物价飞涨。

2019年那个农村礼拜堂里的集体转身，不是偶然。

那是四十年谎言的终点。

神权政治的根基，从来不是信仰，是利益交换。

当交换失效，信仰自然崩塌。

伊朗的故事还没演完，但结局已经写在底层民众的背影里——他们不再面向教士，而是转向了自己的生存。

压迫换不来面包，控制换不来工作，宗教换不来公平。

当这些幻觉一个个破灭，剩下的只有沉默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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