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斯塔默到北京的第二天,会谈就进入了实质阶段,英方直接提出四个要求,主要就是长期、稳定、可预期。外界关心的三个问题已经初见端倪:英国方面想要什么、中国方面为什么当场点头、两句“分量很大”的话又在提醒什么呢。
中国方面的回应很直接:同意建立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把这一立场放在通稿的显著位置,表明愿意同英国方面把路铺长铺稳。中方说两句话:第一,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事情,领导人就应该不避险、勇往直前;第二,只要中英坚持大历史观,超越分歧、相互尊重,就能交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绩单,第一把量“方向”,第二把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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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话的意思是:中英两国的关系比较复杂,不容易处理,意识形态、舆论噪音以及短期的政治得失都会影响到两国之间的节奏,但是只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就可以理清这些纠结。“事不避难”不是莽撞行动,而是找到真正为百姓着想、有利于发展的事情,顶住压力去做。
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大历史观就是要忽略局部的不快,互相尊重是基础,地基牢固了,分歧可以管控,矛盾可以解决,合作可以实现,用历史来检验的是长期的合作是否互利共赢,是否能促进世界更加稳定。
为什么英方一再提到“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英国需要一个对冲不确定性的框架,在务实合作方面锁定收益,避免一会儿踩油门一会儿踩刹车,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预期;在战略层面上争取回旋余地,在多极格局下提高战略自主性;在承担全球责任方面,气候、公共卫生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双边关系打牢才能参与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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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愿意接受的原因是双方合作很搭,稳定的话语可以将矛盾放进“工具箱”,把合作放在“工作台”。对中方的好处有三点:第一是使务实合作落地生根,为市场主体指明方向;第二是把分歧关进笼子里,用立法和专业机制磨合,防止小事变大;第三是把全球议题列成清单,从气候到金融稳定一项项推进。对中国而言,和欧洲的主要国家保持正面互动,可以稳定外部环境;对于英国,则要获得确定性,互相成就。
英方提到了立法机关的交流问题,并表示双方认为仅靠领导人的交流是不够的,需要把“长期稳定”纳入制度化的轨道。立法交流可以组织听证会、互访、联合调研、经常性的沟通,分歧管理也得靠这个平台把争论从媒体口水战中拉回到专业、理性的、可追溯的渠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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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议题的角度上讲,气候是必选项,应该讨论技术转移、绿色融资、碳市场对接、城市减排的操作方法,做可以运行的项目而不是只能朗读的口号。英方承认“没有中国不行”,与其隔海喊话,不如坐下来对接项目表,把减排和增长结合起来,做出可以复制的样板。
斯塔默的诉求背后有务实合作、战略自主、全球责任三个方面的叠加,需要一个包容性的框架。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框架:不消除分歧,但是可以管理分歧;不承诺一帆风顺,但是可以提供稳定的预期;不保证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但是可以保证有解决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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