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李玉堂为何官越做越大兵越来越少？他和薛岳走得太近

1951年，台北。

被告席上站着的，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李玉堂。

掌管生杀大权的钱大钧，拿着笔杆子犹豫了半天。

起初想判个七年，心里觉得不踏实，大笔一挥加到了十五年。

按理说，对于一个查无实据、顶多算是有“通共嫌疑”的天子门生，这刑期已经够重的了，足以让他把牢底坐穿。

可谁承想，蒋介石连正眼都没瞧那个数字，提起红笔就在纸上划拉了两个字：枪决。

这一笔下去，一位曾经在抗日战场上威风八面的铁军军长，就这样别别扭扭地死在了自家校长的手里。

坊间传闻不少，有的说李玉堂是因为谍战案栽了，其实根本没抓到实锤；还有人说他是因为打仗太菜，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这后一种说法，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你要是耐着性子去翻翻国民党军队那本烂账，保准能发现个怪事：李玉堂带兵打仗的本事，一点不比后来被捧上天的“山东王”王耀武差，甚至在某些节骨眼上，他比王耀武还硬气。

要想搞明白李玉堂为什么非死不可，光盯着刑场上那声枪响没用，你得把蒋介石心里那本叫做“派系”的小账本翻开瞧瞧。

这笔糊涂账，得从那句顺口溜说起：“三李不如一王”。

抗战打赢那会儿，这话在国军圈子里传得那是沸沸扬扬。

“三李”说的是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那个“王”自然就是王耀武。

四个山东大汉，四根台柱子。

乍一听，好像是说三个姓李的绑一块儿，都不够王耀武一个人打的。

可要是把日历往前翻，翻到抗战刚开打那几年，这笔账可就得反过来算了。

淞沪战场上绞肉的时候，王耀武才是个师长，人家李延年早就挂上军长印了；等到武汉会战开打，李延年都升军团长了，王耀武还在师长的位子上原地踏步。

论熬资历，李仙洲在武汉会战前就熬成了军长；论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功劳，李玉堂那是实打实的第8军军长。

说白了，在抗战的上半场，王耀武在李玉堂面前，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跟班。

那问题来了，李玉堂这只“潜力股”后来咋就跌得底裤都不剩了呢？

很多人把王耀武的74军吹得神乎其神，张嘴闭嘴就是万家岭大捷、上高会战。

咱们不妨把这两场仗的画皮剥开，看看里面的肉。

万家岭这一仗，确实把日军106师团包了饺子。

74军在张古山顶住了鬼子的反扑，这功劳不假。

可是，要不是粤军第4军的陈荣机眼尖，发现鬼子偷袭后立马带着队伍来了个“向后转”，直接把106师团拦腰斩断，哪还有什么围歼战？

要不是薛岳把藏在山上的粤军第66军这支奇兵撒下来，狠狠踹了鬼子屁股一脚，这锅夹生饭能不能煮熟还两说呢。

这场大戏，第4军是龙头，74军是龙身，66军是龙尾。

结果分红的时候，把功劳全记在王耀武头上，这账算得太偏心。

再瞅瞅上高会战。

王耀武是赢了，没错。

可他对面站的是谁？

日军第33师团，那帮人就是来公费旅游的，被人牵着鼻子溜了一圈，觉得没劲自己就撤了；南边那个独立混成第20旅团，名头挺响，其实就是个花架子；中间的第34师团，也就是传说中的“大阪商贩师团”，满打满算一万五千人，还得留下看家的，能拉出来打架的也就一万出头。

就这么一支想回家做生意的一类半部队，国军这边居然动用了整整四个军去围殴。

反过头来看李玉堂的第十军（原来的第8军），啃的那才叫硬骨头。

第三次长沙会战，李玉堂手里捏着个缺编的军，跟日军王牌第3和第6师团死磕，硬生生像颗钉子一样扎在长沙城里拔不出来。

这一仗的含金量，高得吓人，打完之后，连王耀武都得乖乖带着人来第十军的阵地上取经学习。

甚至在分家当的时候，蒋介石心里的那杆秤也剧烈晃悠过。

当时刚到手一批苏联装备，计划组建四个攻击军。

江北分了两个名额，江南这两个给谁？

蒋介石拿着名单看了又看：粤军第4军？

杂牌军，划掉；陈诚的18军刚丢了宜昌，表现太差，划掉。

剩下就在李玉堂的第十军和王耀武的74军之间二选一。

老蒋在这事儿上那是相当纠结。

这说明啥？

说明在最高统帅眼里，这时候李玉堂的战斗力，那是绝对能跟王耀武掰手腕的。

虽说最后这块肥肉落到了74军嘴里，但那更多是因为“场外因素”——毕竟74军更听话，血统更纯正。

而李玉堂的悲剧，坏就坏在这个“听话”上。

准确点说，是他听了不该听的人的话。

那个人就是薛岳。

这一下子就戳到了蒋介石最痛的那根神经：黄埔嫡系怎么能跟杂牌军阀穿一条裤子？

李玉堂是黄埔一期正儿八经的天子门生，薛岳是粤系军阀起家。

照理说，这俩人本来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的。

坏事就坏在第二次长沙会战。

薛岳瞎指挥，把第十军拆得七零八落，结果吃了败仗。

打完仗薛岳为了推卸责任，反咬一口说是李玉堂指挥不行，害得李玉堂被撸了官职。

薛岳心里也知道理亏。

等到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想把李玉堂请回来救火。

这时候，摆在李玉堂面前的是个大坑。

他有两条路：

第一，梗着脖子硬挺，非得等蒋介石亲自下令复职。

这样虽然把薛岳得罪死了，但能保住“蒋介石心腹”这块金字招牌。

第二，顺着台阶下，接受薛岳的邀请。

这样立马有仗打，能翻身，但脑门上就会被贴上“薛岳死党”的标签。

李玉堂这人实诚，也是个纯粹的武夫。

他选了第二条路。

他不忍心看着老长官薛岳难堪，更想在战场上找回面子。

仗是打赢了，凭着赫赫战功，他也升到了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可在政治博弈这张桌子上，他输了个精光。

在蒋介石看来，你李玉堂作为我的学生，被薛岳坑了你不落井下石也就算了，居然还跟他搞在一起。

这意味什么？

意味着薛岳在挖我的墙角，在搞独立王国。

这个梁子一旦结下，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抗战一结束，秋后算账的日子就到了。

李玉堂官做得倒是挺大，从集团军总司令混到绥靖区司令，可手里的兵却像冰棍一样越化越少，最后成了个光杆司令。

他在徐兖绥靖区当司令那会儿，手底下就剩个山东保安旅和一帮杂牌，正规军整编20师直接被上面划走了。

为啥？

因为他的后台老板薛岳倒台了，新来的刘峙根本不拿正眼夹他。

1948年，兖州眼看要丢。

李玉堂把电话都打爆了求援，最后就来了一个霍守义的12军。

这支部队是拿东北军和韩复榘的残兵败将拼凑起来的，战斗力那是稀碎。

结局一点悬念都没有，兖州城破，李玉堂成了俘虏。

他运气不错，乔装打扮跑了出来。

按照老规矩，黄埔一期生战败跑回来，蒋介石通常会安慰几句，再给点兵让他戴罪立功。

可李玉堂等到的是一张彻查令。

没辙，只能灰头土脸地躲到上海去。

就在这节骨眼上，薛岳又给他来了一记“神助攻”。

1948年10月，山东那边乱成一锅粥。

赋闲在家的薛岳给蒋介石上书：建议把山东那帮残兵收拢收拢，编个“挺进军”，让李玉堂去当这个头儿。

如果是别人提这茬，没准还能成。

可薛岳一提，蒋介石当场就炸了庙：“这个败军之将，废物一个，坚决不用！”

蒋介石真觉得李玉堂是废物吗？

黄埔一期里比李玉堂打仗烂的人海了去了，也没见蒋介石发这么大火。

他气的不是李玉堂无能，而是“薛岳又要用李玉堂”。

在他眼里，这是薛岳想染指军权的信号。

直到1949年蒋介石下野回老家，李宗仁上了台，李玉堂才在薛岳的力保下，当上了那个有名无实的山东绥靖总司令。

但这纯粹就是个笑话。

当时山东就剩个青岛还在手里，守将是刘安琪，黄埔三期，那是蒋介石的死忠粉。

李玉堂这个“总司令”到了青岛，刘安琪根本不搭理他。

老乡见老乡，全是软钉子。

李玉堂手里没兵权，只能眼巴巴看着刘安琪带着队伍撤到了海南岛。

讽刺的是，到了海南岛，防守总司令又是薛岳。

广州那边打得火热，薛岳想调刘安琪去帮忙。

刘安琪心里明镜似的，知道那是去送死，磨磨蹭蹭就派了一个师，还故意拖拖拉拉迟到。

薛岳气得暴跳如雷，又跑去跟蒋介石告状，并且第三次提议：启用李玉堂。

这一次，蒋介石居然松口了。

但这不过是垃圾时间的垃圾决策。

大局已定，李玉堂去不去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海南岛一丢，李玉堂跟着撤到台湾，脚后跟还没站稳，就被撤职查办。

回头看看李玉堂这一辈子，你会发现一条清晰的“下坡路”。

他从一个敢打硬仗的猛将，一步步变成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他在战场上每打赢一次（比如第三次长沙会战），都在政治上给自己扣分；薛岳每“力荐”他一次，都在蒋介石的猜疑心上浇了一勺油。

在国民党那个畸形的圈子里，听话远比能干重要，站队远比战功关键。

一位黄埔一期的嫡系门生，仅仅因为和杂牌将领走得近了点，就被最高统帅当成了异己分子。

最后那道处决令，名义上是惩办通共，实际上是蒋介石对“薛李同盟”积攒了多年的怨气总爆发。

蒋介石批示的“处决”，是按政治利害算的账。

在那个烂透了的系统里，算不明白政治账的人，注定是活不到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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