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品？替罪羊？如果没有“一·二八事变”，日本在东北会顺利吗

你有没有想过，一场震惊中外的战争，其实可能只是另一场更大阴谋的“烟雾弹”？

1932年初，当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时，他们最怕的是什么？是国际社会的目光。于是，一封来自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密电从东京发往上海，电报里那句“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是不是就注定了上海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用来转移视线的“假战争”？

那么，他们是怎么“搞出事”来的呢？

面对蓄谋已久的进攻，当时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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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从1931年9月18日说起。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北大营，占领沈阳，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短短数月，东三省大片国土沦陷。这事儿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当时叫“国际联盟”的组织以及美英等国，虽然自家利益盘算不同，但总体上对日本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是持批评和反对态度的。日本在国际上一下子有点被动，更麻烦的是，他们扶植溥仪搞“满洲国”的算盘，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承认。

日本人觉得，得弄出点更大的动静，把全世界的目光从东北引开，给他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争取时间、创造空间。于是，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中国最大、最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这里华洋杂处，列强利益交织，一旦出事，国际社会不可能不紧张。

用一场“假战争”来掩护真正的侵略，这就是日本高层一些人打的如意算盘。我看资料发现，不仅是关东军的激进分子，连东京天皇身边的所谓“十一人俱乐部”文官集团，也参与了这场阴谋的策划。他们的想法很明确：需要在上海打一仗，但目的不是彻底占领上海（至少当时不是），而是制造混乱，转移视线。

阴谋需要导火索，于是就有了后来被称为“日僧事件”的闹剧。

1932年1月18日，在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附近，几个日本和尚（日莲宗僧人和信徒）故意挑衅正在操练的中国工人义勇军，结果发生了冲突，日方声称一死一重伤。现在我们知道，这背后是日本驻上海的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和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一手导演的。

川岛芳子拿了活动经费，雇人扮成工人混在人群里袭击了日僧，把事情闹大。紧接着，1月20日，日本的激进侨民团体又放火烧了三友实业社，还砍杀中国警察。事态迅速升级。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随即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了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所有反日团体等四项强硬要求，并且限时答复。

川岛芳子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开始向上海大举增兵，军舰一艘接一艘地开来，海军陆战队也陆续登陆，摆出了一副随时开战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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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时的中国方面，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是怎么应对的呢？说实话，情况非常复杂，也让人倍感憋屈。当时负责上海防务的是粤系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他们的上级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

这支部队是从江西调来京沪地区的，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十九路军官兵，特别是在上海民众激昂的抗日情绪感染下，抗敌的决心是坚定的。他们察觉到了日军动向异常，甚至在1月23日就秘密下达了作战部署，准备一旦日军进攻就“全力扑灭之”。

但是，南京的中央政府对形势的判断和十九路军不一样，或者说，他们的顾虑更多。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层认为，日本这次在上海挑衅，其战略意图可能不仅仅是上海，而是以上海为跳板，进一步威逼南京，控制长江流域，甚至引发中日全面战争。

当时中国是什么状况？军阀割据的尾巴还没扫清，内部派系林立，江西的“剿共”战事正在紧张进行，财政更是捉襟见肘。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国家是“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

因此，国民政府主导的方针是“忍让”，竭力避免冲突，甚至希望以妥协来保全上海这个经济中心。行政院长孙科、军政部长何应钦都发电给上海市长吴铁城，要求“采取和缓态度”，“万不能发生冲突”。

何应钦还下令十九路军在五日内换防，撤出上海闸北地区，由宪兵接替。蒋介石本人也通过张静江等人向蔡廷锴传达过避免冲突的意向。可以想象，蒋光鼐、蔡廷锴接到这些命令时是多么无奈和沮丧，但他们作为军人，最初还是表示服从，准备换防后撤。

何应钦

就在上海市长吴铁城赶在日方最后通牒时限前，忍辱负重地全部接受了日方四项无理要求，日方领事也表示“满意”之后，所有人都以为危机或许可以暂时缓解时，1932年1月28日深夜11点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却不等中方对“保护侨民”的新要求做出答复，突然指挥部队向闸北的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他们的狂言是“三小时占领闸北”。

这一刻，什么外交交涉，什么忍让妥协，都被枪炮声击得粉碎。

驻守闸北的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在旅长翁照垣指挥下，愤然还击。原本准备来接防的宪兵第六团一部也加入了战斗。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就这样在国民政府试图避战的情况下，由日本单方面撕毁和平假面，由前线官兵被迫自卫而打响了。

翁照垣

战斗一爆发，十九路军总部立刻行动。蒋光鼐、蔡廷锴连夜赶到真如设立指挥部，命令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推进。他们违背了南京方面后撤的命令，选择了坚守。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最终打响并坚持抗战的，是一支原本被要求撤退的“非嫡系”部队。

闸北街头的战斗异常惨烈。日军的装甲车在狭窄的街道上横冲直撞，飞机从航母上起飞轰炸。十九路军的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近距离炸坦克，组织敢死队实施反冲击。

第二天，日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无数珍贵古籍化为灰烬，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蓄意毁灭。但中国守军寸土不让，甚至一度反击到日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日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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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战事就像一场不断加码的残酷博弈。日军发现十九路军不好对付，开始连续增兵。盐泽幸一被撤换，来了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野村不行，又增派陆军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指挥；植田发动总攻，在庙行一带被中国守军痛击，遭遇“庙行大捷”，日军死伤惨重。

最后，日本不得不再次换将，派出曾任陆军大臣的白川义则大将，组建上海派遣军，增调两个主力师团和大量飞机，总兵力达到九万之众。

而中国方面，在全国舆论和抗日热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也从“忍让”转向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蒋介石在事变第二天复出参与军事决策，发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告全国将士电，并将国民政府迁往洛阳以示绝不屈服。

他调派了最精锐的、由德械装备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将军率领，驰援上海，划归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统一指挥。这是一次难得的、在民族大敌面前，中央军与地方部队（尽管双方并非没有芥蒂）的协同作战。蒋介石多次去电张治中、俞济时（八十八师师长），强调必须服从蒋光鼐指挥，团结一致，称“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

张治中

尽管后勤补给、军饷筹措困难重重，但增援部队还是陆续开赴前线。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从闸北延伸到吴淞、江湾、庙行、浏河广阔的战场。

我常常想，那一个多月里上海郊外是怎样的景象。中日两军的士兵在废墟中对峙、冲锋、搏杀。日军拥有绝对的海空优势和更猛烈的炮火，而中国士兵凭借的是保家卫国的血性和简陋的工事。许多战斗演变为残酷的肉搏战。

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官兵，用巨大的伤亡代价，一次次挫败日军的进攻，让日军“十二小时搞定上海”的狂言成为笑柄。根据中方战报，日军伤亡过万，四易主帅。这无疑沉重打击了日军自九一八以来的嚣张气焰。

可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军力，毕竟无法支撑长期的、全面的对抗。1932年3月1日，日军利用中国守军侧翼浏河方向兵力空虚的弱点，实施大规模的迂回登陆，威胁中国军队后方。中国军队在血战月余、伤亡惨重、后路被抄的情况下，被迫于3月1日晚全线退守第二道防线（嘉定、黄渡一线）。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在国联的紧急调停下，双方宣布停战。

停战之后，是长达两个多月的艰难谈判。谈判桌上，依然是弱国无外交的辛酸。英美等国出于维护自己在上海利益和远东均势的考虑，积极调停，但本质是尽快息事宁人，并不愿过度得罪日本。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这个协定，我们今天看来，依然令人如鲠在喉。它规定中国军队只能留驻在协定线以西（昆山、苏州一带），而日本军队却可以退回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这些地方本就是日本势力范围，且协定变相承认了日军在上海一些区域的驻兵权。

虽然协定也写明日军最终应撤回事变前状态，并且中国保留了行政权和警察权，但中国军队不能在自己国土的上海及周边驻防，这本身就是对国家主权的严重损害。用“城下之盟”来形容它，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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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整个一·二八事变，我必须向英勇抵抗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士致以最高的敬意。是他们，在国民政府最初犹豫退缩的时候，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住了日军现代化的猛攻，赢得了“一二八”抗战的荣光，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族精神。

它一扫九一八之后弥漫的悲观失败情绪，证明了日本人不是不可战胜的。上海和全国民众对军队的大力支持，捐款捐物乃至直接参与后勤救护，也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空前团结。

当然，这一事件也暴露出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一个尚未真正统一国家的致命伤。国民政府决策层对日本战略意图的误判、内部的派系纷争、羸弱的财政和军备，都极大地制约了抗敌的力度和最终的结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交涉”的份量往往更重，而“抵抗”则常常因力量不足和顾虑太多而显得缚手缚脚。

最终达成的协定，虽然暂时平息了战火，但未能解决任何根本矛盾，反而让日本看清了中国的虚弱与内部分歧，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其进一步的侵略野心。几年后的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其种子在此时已然埋下。

再者，国际社会的表现也值得我们深思。英美等列强在上海有重大利益，因此他们对日本的扩张并非无动于衷，也给予了外交压力和调停。但这种干预的出发点是维护其自身利益和远东脆弱的平衡，而非真正的公理与正义。

当日本的行动尚未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核心利益时，他们的“不承认主义”和外交谴责是有限度的，并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制裁行动。这给后来的侵略者提供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只要控制好节奏和范围，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可以“管理”的。

一·二八事变，是十四年抗战历史中悲壮的一页。它是一场英勇的战役，也是一次屈辱的妥协；它点燃了全民的抗日激情，也折射出国家的深重积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