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南京审判谷寿夫

一九四七年早春的南京，还有些倒春寒的料峭。黄埔路上却已是车马喧阗，人潮涌动。励志社那座中西合璧的大礼堂门前，黑压压地挤着数千人，都是来瞧一场审判的——审的是一个名叫谷寿夫的日本人。

谷寿夫这名字，在中国近代史的沉痛一页里，知道的人不少。他是日本陆军第六师团的中将师团长，东京人，陆军大学出身，是个地道的职业军人。一生履历几乎全与侵华有关：一九二八年就在山东阻碍北伐，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率部来华，从永定河一路打到保定、石家庄，烧杀抢掠已然成了习惯。那年十一月，他的第六师团作为柳川兵团主力，从杭州湾登陆，经太湖流域直扑南京。十二月十二日傍晚，他的部队最先从中华门破城，自此，南京最黑暗的六周便拉开了序幕。

法庭里头布置得简单，却透着一股子肃杀。审判席上铺着白布，下面依次是翻译席、被告席，再两侧是律师与证人席。旁听的人把楼上楼下坐得满满当当，连走廊过道都站满了，门外还围着几百号人，伸着脖子听扩音喇叭。下午两点整，石美瑜庭长领着几位法官走进来，全场便静了。

“带被告谷寿夫。”

法警押进来一个矮胖的军人，穿黑大衣，戴灰呢帽，进了法庭才脱去，露出里头草黄色的军便服。他胳臂底下夹个黑皮包，脸上竭力端着平静，可眼神四下里一溜，瞧见满堂肃穆，到底还是露了怯。

起诉书念了四十多分钟，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血写的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二十一日，他的部队驻扎中华门一带，杀人、放火、奸淫、抢劫。单是被俘的军民，在幕府山下就关了五万七千多人，不给吃喝，活活冻死饿死不少，剩下的用铁丝两个人一扎，排成四行，机枪扫过再用刺刀戳，最后浇上煤油，一把火烧了，骨灰抛进长江。证人鲁甦说，他亲眼看见的。

还有拉夫不从而死的，做完苦力也被杀的，救火而被杀的，躲在防空洞里拿不出柴米而被杀的，要姑娘不得而被杀的，强奸不成而杀的，强奸之后又杀的……杀人的法子也五花八门：缚绑而杀，跪地而杀，集体扫射，刺杀未死再加勒毙，枪杀之后还要焚尸。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到了这群兵手里，是无人不可杀，无事不可杀。

谷寿夫听着，不时拿铅笔记点啥。等法官问他，他挺直了腰板，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是奉命来华作战。双方交战，死人是常事。至于我的部属屠杀平民，绝无此事。”

这话轻飘飘的，却像一把盐，撒在了满堂听众的伤口上。审判长也不动气，只接着问些细枝末节：何时进城？兵力多少？谷寿夫一一答了，仍咬定部队军纪严明，除作战外未擅杀一人。

于是传证人。

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副会长许传音上来了。这人是去过东京国际法庭作证的，他说，日军进城后，满街都是尸首，有俯有仰，有跪有烧焦的，还有妇女肚子被划开的。他们红十字会从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埋尸，光中华门外几个地方，就埋了四千三百一十三具。“尸首都是二十二日以前死的，这一点，谷寿夫赖不掉。”

谷寿夫却还争辩，说有些埋尸地点不在他的防区。审判长便请了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贝德士。贝德士站起来，说日军进城后，杀人放火持续了七个星期，前十天尤其厉害，满城尸首，不计其数。他手里举着一本英国记者田伯烈写的《日军暴行纪实》，说：“这书里写的，句句是实。”

接着是受害人自己上来。姚家隆说他妻子和三个孩子都被日军用刺刀捅死，自己后颈也挨了一枪，子弹至今未取出。一位叫陈二姑娘的妇人，在法庭上哭诉，说她被两个日本兵用刺刀逼着轮奸。说的时候，全场静得骇人，只听见她压抑的抽泣。

谷寿夫听了，竟还假惺惺问：“在什么地方？”法官厉声答：“就在你的防区！”

这时候，法庭传了个日方证人，叫小笠原清。这人一上来就替谷寿夫开脱，说雨花台、中华门都是激战地，附近根本没平民，所以谷寿夫的部队绝无暴行。话没说完，旁听席上就炸了锅，有人骂“胡说八道”，有人喊“滚出去”。法庭里嗡嗡作响，法警赶紧维持秩序。

审到下午五点多，法官宣布休庭十分钟，然后放电影。

灯一关，银幕亮起来。先是美国人马吉牧师偷偷拍的片子，接着是日军自己为炫耀战功拍的纪录电影。黑白光影里，日本兵在南京街头搜捕行人，街上是横七竖八的尸首，有烧焦的，蜷缩如炭。一个日本兵举刀砍向中国青年；跪着一排人，被挨个砍杀；土沟边摆着一排砍下的人头；操场上绑着十几个剥光上衣的青壮年，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过去，一刀刀捅进胸膛；墙根下捆在一起的人群，在机枪声里成片倒下；还有撕扯妇女衣裳的，奸污后又肢解的，活埋的……

片子不长，二十分钟。灯再亮时，许多人已泪流满面，有人忍不住喊出来：“枪毙谷寿夫！”

谷寿夫刚才也看了。银幕上那些耀武扬威的士兵，就是他的部属；那些火光冲天的街巷，就是他的“战绩”。他低下头，再没先前那股子硬气了。

后来又连审了两天，证人一个接一个。市参议会报告，他们调查的罪行有二千七百八十四案，分枪杀、刺杀、集体屠杀、烧死、先奸后杀等十类，其中三分之一在中华门，多半集中在十二月十二日到二十日——正是谷寿夫部队驻京的时日。

谷寿夫还想拖，写申请书要求法庭传讯他的参谋长、旅团长来作证。法庭驳回了，说正在引渡共犯，但并非为他作证。

三月十日，判决的日子到了。判决书很长，主文却很短：“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法官问他有何话说，他要求上诉。但这是终审判决，容不得上诉了。他又请求把骨灰和遗物送回日本，法庭准了。

一场持续月余的审判，至此落下了帷幕。法庭内的喧嚣渐渐散去，但历史的账本上，这一笔被重重地勾勒了出来。那些哭泣的证人、那些无声的颅骨、那些胶片上定格的暴行，连同这纸判决，都被收进了厚厚的卷宗。它们像一枚沉重的楔子，钉进了时间的肌理，告诉未来：有些事，发生过，被审判过，也被永远地记住了。公理的到来或许步履蹒跚，但它的脚步声一旦响起，便会在这民族的记忆长廊里，生出清晰而固执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