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冯道到胡进思，华策巨制《太平年》老戏骨如何演活复杂历史人物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秩序崩解、价值重估的晦暗时期。短短数十年间，政权更迭如走马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成为赤裸的现实法则。2026年开年，由华策集团出品，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爱奇艺、芒果TV、腾讯视频播出的历史巨制《太平年》，却将视线从常见的金戈铁马移开，投向这段历史中一个极具思辨光芒的命题：在乱世中，何为真正的守护，又以何种方式实现太平？剧集以吴越国“纳土归宋”的史实为核，讲述了一个关于“放下”与“成全”的故事，而其最深邃的笔触，落在了两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身上——冯道与胡进思。他们由董勇、倪大红两位老戏骨诠释，其表演不仅赋予角色以灵魂，更成为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与人性复杂性的锁钥。

冯道之名，在千年史册中承载了太多争议。这位历仕四朝、位极人臣的宰相，在欧阳修看来是“无廉耻者”，在司马光笔下更是“奸臣之尤”，因其“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而饱受“不能死节”的苛责。然而，《太平年》并未简单附和这种源自后世稳定秩序的道德审判。它将冯道放回那个“忠义”本身已沦为奢侈品的具体情境中。演员董勇塑造的冯道，给人的观感并非翻云覆雨的权臣，更像一位在漫漫长夜中，勉力秉烛前行的士人。他的沉默与妥协，被演绎为一种沉重的疲惫，一种在绝对暴力面前守护文明余脉的艰难持守。董勇的功力，恰在于将此等复杂心绪，化入眉宇须臾的凝滞与语调分寸的沉潜之中，令观者信服，这便是那个在史册夹缝中存身的冯道。

欲洞见其内心，剧中两处笔墨尤显力道。当契丹大军压境，朝堂人心涣散之际，冯道力主坚守汴梁十日。此役无关胜败，实为一种凛然的姿态——意在向天下昭示，华夏道统尚未全然倾覆。更为精妙的描摹紧随其后：年轻将领赵匡胤激于义愤，为死伤将士请命求赏，其时国库空虚，所求近乎徒劳。冯道闻之，未作虚言推诿，只沉声命道：“拿奏疏来安排。”寥寥数语，重若千钧。它剥开了冯道那层“圆滑”的外壳，显露出其内核的执拗：朝廷或无力给予厚赏，但对忠勇之士的“名分”给予确认与记载，乃是维系天下人心、存续是非公义的最终底线。董勇于此处的演绎，以静制动，将人物在道义与现实间的撕扯，尽数敛于那平缓语调与深邃目光之中，使观者深思：在文明存亡续绝的关头，忍辱负重的“瓦全”，其所承载的勇气与悲悯，是否尤甚于慷慨赴死的“玉碎”？

与冯道身处中枢、心悬道统相映照的，是倪大红所饰的吴越权臣胡进思。若冯道是勉力秉烛的士人，胡进思则是深谙乱世生存铁律、一心守土的能吏干臣。他的思虑与谋断，皆系于吴越一隅山河的安稳。倪大红的演绎之妙，在于其“藏”与“露”的精准把控。他仅以微阖的双目、沉缓的步履，便筑起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权臣气墙。然其表演最为慑人心魄处，恰在权力面具被迫击穿的那一瞬。

后续的“水丘公事件”便是试炼之场。胡进思为固权位，使人刺杀重臣水丘昭券。当年轻气盛的君主钱弘俶目睹头颅，悲愤交加，竟厉声迫令胡进思亲刃献头者时，乾坤似为之凝滞。倪大红此刻的面容，细微处见雷霆：颊侧肌肉难以察觉的一颤，眼底惊惶、盘算、狠戾诸般情绪如电光石火般交叠。那片刻犹疑，非关惧意，乃是一个深谙权力游戏的老练者，在电光火石间权衡君臣名分、利害得失与场面进退。他最终俯首，亲手了结此事。这一笔，深刻剖白了胡进思权柄的实质：其势虽煊赫，仍须屈从于基本的君臣纲纪；此番妥协，实为更幽深的算计，意在维持表面的尊卑秩序，以图长远。

倪大红借此瞬息万变的神态，将角色从简单的“奸佞”定式中解脱出来，塑造成一个在其自身生存逻辑中全然自洽、情感复杂的血肉之躯。观众由此得见，史册上“保境安民”四字背后，必然浸透着冰冷的谋略、不得已的阴鸷与主事者独咽的孤寂。能令观众对此等复杂人物产生理解之同情，正是倪大红表演深厚功力的明证。

冯道与胡进思，一者心悬天下，于精神荒原上秉烛待晓；一者意守方隅，在风雨如晦中竭力守土安民。《太平年》借由这两位人物及其承载者精妙绝伦的演绎，铺开了一卷认知历史的复杂图景。它不是概念化输出，而是邀观众身入其境，体味极端时势下个体抉择的如山之重与如渊之深。董勇与倪大红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近乎化境的表演，拂去了历史人物脸上的单一脸谱，让我们得以窥见冯道每次“事敌”背后可能隐藏的苍生之念，与胡进思每回“弄权”之下可能深埋的家国之忧。

最终，《太平年》借二人命运叩问之深意，输出一个确然的答案：在礼崩乐坏之世，士人的持守是否仅存一种模样？《太平年》及其塑造的冯道、胡进思，推动我们超越简单的忠奸二元史观，去接纳历史进程中那些晦暗的灰度、不得已的权变与沉甸甸的生存智慧。

纵观《太平年》的创制，其卓绝处在于为历史注入了可感的“体温”与“呼吸”。它未将“纳土归宋”这一抉择简化为冰冷的胜败定数，亦未将冯道、胡进思这般人物固化为道德教条下的扁平标签。创作者以严谨的史实为骨，充沛的想象为血肉，让观众得以触及那个时代的脉搏，感知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彷徨、谋算与持守。这份对历史复杂性的敬畏与呈现，本身即是一种深刻的尊重。而董勇、倪大红等表演艺术家的深厚功力，正是此创作宏旨得以巍然矗立的坚实支柱。

他们令故纸堆中的名姓重新血肉丰满，使尘封的争议再度焕发思辨的光彩。诚然，这样的作品或许要求观众具备一定的历史积淀与品鉴耐心，但它所开启的，正是通往更高层次历史理解与审美享受的津梁。《太平年》的实践昭示，历史剧的至高境界，乃在于既能承载思想的重量，又能叩击心灵的回响，在重现过往风云之际，亦烛照我们对现实与自身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