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CDMO纷纷易手，它们在华消失殆尽了 | 海斌访谈

“不光是在收缩，是在消失。”澳斯康创始人罗顺近期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跨国CDMO在华业务。

CDMO是指合同研发和生产组织，它是制药产业链分工日益专业化的结果。2020年左右，一大批知名跨国企业如龙沙、赛默飞世尔、默克等都在中国投资了CDMO业务，并对中国业务寄予厚望。

现在，潮水已经退去。目前，还在中国开展CDMO业务的跨国企业几乎只有德国的勃林格殷格翰了。

进退之间

2025年，昭衍生物向前一步。

2025年9月份，昭衍生物技术（广州）有限公司开业。它的制造基地位于广州知识城，聚焦于大分子药物的CDMO。这一基地拥有17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及生产车间，配备国际领先的模块化生产设施,建有多条200升、500升、2000升一次性原液生产线，及水针、冻干高端制剂线，并具备连续化生产工艺及数字化控制系统。

当时，广州昭衍生物总经理贺涛表示，这一制造基地的投运，标志着昭衍生物“南北协同、中外联动”战略迈出实质性一步。该基地提升昭衍生物在大湾区的产能供给，更为集团打造辐射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地区的生物医药创新协同平台打下基础。

2025年，龙沙（Lonza）向后一步。

龙沙是一家瑞士百年企业，也是全球CDMO的龙头。昭衍生物的这座广州工厂原来就属于龙沙。龙沙2018年从GE Healthcare手中购得这座工厂，并为之投资了近1亿美元。

这座工厂自从2021年投产之后，经历了疫情以及后疫情时代的生物制药行业困境。龙沙广州工厂开业仅三年时间就因订单不足而关停，并不得不在2025年1月份卖给了昭衍生物。

如果说龙沙走得决绝，那么赛默飞世尔则显得游移不定。

赛默飞世尔与中国本土企业健新原力合作建设的CDMO工厂位于杭州临空经济区。这座2022年投产的工厂占地80000平方米，具备临床和商业化的原液和制剂生产能力，提供工艺流程开发、细胞系开发、生物原液生产和无菌灌装等服务。

赛默飞杭州工厂在2022年开业后，就遭遇了艰难的市场环境，订单不足以支撑其继续运营。

熟悉赛默飞世尔的知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赛默飞世尔一度希望其合作方健新原力完全接手这座杭州工厂，但双方最终没能达成交易。

赛默飞世尔官网介绍，该公司目前制药服务在中国大陆剩下两家临床试验服务工厂，分别位于苏州和北京。不过，这两座工厂并非CDMO，而是支持其客户的临床供应需求。

当下，赛默飞世尔杭州工厂的命运依然悬而未决。

业内消息称，德国默克在2023年把上海张江的制造基地卖给了总部位于广州的汉腾生物。默克方面没有向第一财经证实这一交易，但表示默克中国CDMO业务确实经历了重要转型。

早在2021年的时候，辉瑞就把其位于中国位于杭州的生物药原液和制剂生产基地卖给了药明生物。

“他们是全面萎缩。”罗顺评价说，跨国企业在中国的CDMO业务,不光是在收缩，而更像是在消失。

澳斯康刚开始做CDMO业务的时候，中国本土还有不少外资CDMO企业。当时，罗顺认为国外这些大品牌不一定能够在中国扎根下去。后来的结果显示，外资CDMO在中国衰退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还要快得多。

罗顺表示，勃林格殷格翰是为数不多的在中国还存活下来的外资CDMO。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市场生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早期拿到了百济神州的PD-1药物百泽安的生产制造合同。

勃林格殷格翰不是单纯的CDMO公司，它的业务涵盖了人用药品、动物保健和生物制药合同生产三大板块，其中人用药物是其最主要收入来源，CDMO业务占比只有5%左右。“BI大分子CDMO业务小小的2000升规模，微不足道。所以它关不关，也无所谓。”罗顺称。

即便勃林格殷格翰，也在面临人才的流失问题。2024年，澳斯康任命罗家立为集团CEO，而罗家立此前是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总经理。

中国CDMO的进阶期

2019年的《药品管理法》是中国CDMO市场的制度转折点。

这一政策确立了MAH制度，它允许药品的生产许可证与上市许可证分离，从而降低了研发机构的生产门槛。那些专注于研发的药企，可以借助外部CDMO实现商业化落地。

“制度红利扩大了潜在客户群体，更推动行业形成‘专业研发+专业生产’的精细化分工体系，为CDMO市场开辟了增量空间。”研究机构沙利文在《2025中国医药CDMO行业发展洞察蓝皮书》中表示。

欧美CDMO也是在MAH制度确立之后大举布局中国市场的。而且，中国也有一系列优势因素。

中国有庞大的工程师队伍，人力资源丰富且相对成本较低。据沙利文估算，与欧美相比，中国初级工程师薪资约为1/3,资深专家成本低30%-50%。而且中国也具备较为完整的上游原材料和全产业链优势。

这些积极因素都没能令外资CDMO扎根下来。

相当一批欧美CDMO在中国从规划到投产，恰好经历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以及后疫情时代的生物制药产业低迷。中国创新药行业方兴未艾，但家底也很微薄，它们在选择CDMO合作方的时候不得不考虑性价比。

美欧CDMO服务定价，植根于欧美的医药价格体系。比如同一款肿瘤药物，美国售价可达中国的十倍。欧美CDMO定价自然更高一些。但这种高标准、高价格的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大多数中国创新药企用不起国际CDMO的服务，也不足为奇。

即便那些早期采用外资CDMO服务的药企，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比如百济神州早期是借助勃林格殷格翰的工厂生产其抗癌药物百泽安。后来，百济神州分别在苏州及广州建立起小分子药物和大分子生物药的生产基地，以支持其自主开发产品或授权许可产品的商业化。现在百济神州在中国的百泽安生产已经不完全依赖勃林格殷格翰。

如百济神州一样自建生产能力的创新药企不少，一些企业甚至将自有制造基地用于代工服务。先声药业从美国引入中国的科赛拉是一款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发生率的药物，目前已经在海南实现本土化生产并供货全国。据悉，科赛拉的海外原研药企认可了先声药业的制造能力，未来一两年内，先声药业还有望将中国生产的科赛拉药物反向输入欧洲、美国等全球市场。

现在，国内CDMO能力已经逐渐追上跨国CDMO,而且它们效率更高，价格更便宜。

“你的效率、规模、质量标准、保障供应，你能够为客户解决问题，客户能够依赖你，就会有发展的机会。”罗顺表示。

据沙利文观察，2018年到2023年期间，中国医药CDMO市场规模以39.9%的复合增长率，从160亿人民币增长至859亿人民币，预计2028年达到2084亿人民币。中国CDMO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全球增长水平，因此中国CDMO市场的全球占比从2018年的5%左右，增长至2023年的15%左右。

中国CDMO企业的并购，不只发生在中国本土。它们通过海外建厂或者并购等方式拓展美国和欧洲市场。比如康龙化成对Cramlington生产基地的收购、药明康德对OXGENE的收购等。

中国医药CDMO行业历经政策松绑、技术外溢、资本赋能到全球化竞争的四阶段演变。沙利文方面称，该产业已经从依赖外资技术输入与政策红利的萌芽期，过渡至以技术深耕、全球产能布局与生态整合为核心竞争力的进阶期。

“这个领域已经证明，中国效率比美国要高。”罗顺表示，“同样的道理，美国公司的药品价格达到（中国）这个地步的时候，他要找CRO、CDMO服务的时候，只有中国企业能够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