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为什么经不起苏格拉底式的提问？

苏格拉底式的提问为什么是儒家的克星？

一天苏格拉底走在路上，遇到同行的孔子和司马牛，忽然听见司马牛问孔子什么是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说话笨拙和谨慎）。”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苏格拉底好奇的反问了一下，如果说话笨拙和谨慎就是仁，很多说话很谨慎的也有坏人，那么我（苏格拉底）昨天碰到一个说话很谨慎去坏事做尽的人，他是不是仁人呢？

孔子在心理骂苏格拉底，你这个少正茂。

苏格拉底:如果有一个说话很谨慎很笨拙的人很仁义，那不是因为它说话笨拙和谨慎才使得他仁义，而是首先它本身很仁义才使得它说话谨慎用在正途上，一个不仁不义的人的说话谨慎有可能用在不正途之上，所以谨慎和说话笨拙并不是使仁成为仁的东西。

首先，这个提问的前提就是不合理的。如果你认为，儒家思想必须要能够回应苏格拉底的提问，那么就隐含着：苏格拉底辩证法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好比一个人问：为什么诗歌无法被勾股定理推导一样。

这两套哲学体系在认知论和语言观上都存在不可能的互通性。

苏格拉底式提问的核心是追求“普遍定义”。如果你说“杀人是错的”，他会不断追问“什么是错？”，“如果在战场上杀人呢？”。他的目的是剥离所有具体情境，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定义。

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是极度排斥脱离情境的定义的。《论语》中，不同的人问“仁”或“孝”，孔子的回答截然不同（因材施教）。

• 对孟懿子，他说孝是“无违”（不要违背礼节）。
• 对孟武伯，他说孝是“父母唯其疾之忧”（只让父母为你的健康担忧）。所以，孔子晚年对自己的评价是：无可无不可。这也代表着中国士大夫最高境界的精神。

如果苏格拉底问孔子问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 苏：“孔丘先生，别给我举例子，请告诉我‘孝/仁’的本质定义是什么？”
• 孔：孔子可能会认为这人在钻牛角尖。在儒家看来，脱离了具体的人伦关系和场景，抽象的“孝”是不存在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

儒家回答不出苏格拉底的定义，这是因为儒家认为真理存在于践行中，而非定义中，比如，中华文化并没有对仁、义、道、空的解释。傅佩荣说过，他认为哲学的定义应该是：人类基于自身经历而反思出的人生经验。这是偏东方语境的哲学定义。是非常儒家的。

所以，这背后折射出古希腊和中国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这里引用赵汀阳的理解：

古希腊的哲学是对话哲学，旨在通过辩论来获得真理；而中国的哲学是教师型哲学，通过言传身/榜样获得的。因为自始自终先秦儒家是不承认真理可以通过对话获得的。

在古希腊语中，真理的原意是去蔽。因此，真理处于未来时或潜藏态。我们需要通过对话、辩论、逻辑推演（Logos），像助产士一样把真理接生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师生是平等的，甚至常常出现学生问倒老师的情况，因为双方都臣服于逻辑。

而在儒家的“教师型哲学”中，真理隐含的前提是：真理是“已知”的，且是“过去时”的。并且这接近于信仰层面，由于中国没有宗教，所以哲学可以承担这一作用。儒家的真理（道）并不是一个等待被逻辑构建的新事物，而是早已存在于“先王之道”、“周礼”或者完美的“三代（夏商周）”之中。所以，中国文人都非常重视历史。

•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意思是我只传承，我不搞原创。

既然真理已经完美地存在于历史的某种范式中，那么对话的目的就不是探寻，而是传授与回归。在这种语境下，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显得十分多余且破坏。因为你不是在通过提问接近真理，你是在通过提问消解神圣的权威。

当然，先秦时期中国也有这种类似于辩论的活动，比如庄子和惠施的桥梁之辩；比如白马非马。但是这始终是“术”的层面。一旦你开始在这个层面辩论，你就已经把“道”降格为“术”了。你是在玩弄概念，而不是在修身养性。孟子有一句名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这话非常有意思。在儒家看来，辩是手段，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本质上是在解构“名”。

• 如果你问：“为什么君就是君？如果君不仁，他还是君吗？”
• 这种提问在古希腊导向了政治哲学的理性探讨。在儒家看来，这种提问导向了“礼崩乐坏”。

一旦开启了“真理可以通过对话获得”这扇门，就意味着人人皆拥有对真理的最终解释权（只要你逻辑通顺）。这对于强调等级秩序和尊师重道的儒家来说，是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苏格拉底的“对话哲学”预设了：世界是由概念构成的，理解了概念的定义，就掌握了世界。所以他不停地问是什么（What）。

儒家的“教师型哲学”预设了：世界是由关系和时机构成的。你无法定义一个流动的关系，你只能在一个有经验的长者或教师的指引下，去把握那个动态的平衡点（中庸）。

论语有一个其父攘羊的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叶公告诉孔子：我们这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爸偷了羊，儿子去举报了。）如果按照苏格拉底或者现代法理的视角：偷窃是错的，法律/正义高于亲情。儿子的行为符合普遍真理。

孔子的回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了。）这从逻辑上是错误的，但合乎情义。

所以，中国人的最高评价不是“你说的真对”，而是“你这个人懂事”、“识大体”。这里的“体”，就是情境的总和。中国人在争论时，最忌讳得理不饶人。哪怕你逻辑上全对，如果你态度咄咄逼人，把对方逼到墙角，大家依然会觉得你没道理。 因为你破坏了和的气场。

所以苏格拉底最终的殉道也是和他的观念一致:哪怕得罪全雅典的人也要澄清谬误。所以，中国哲学里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分寸”和“火候”。

如果你强迫一种文明必须回应另一种文明的拷问，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暴力。当你轻率地得出‘儒家无法解答苏格拉底’的结论时，你已在无意识中将某种特定的逻辑范式奉为普世真理，却傲慢地忽视了每一种文明都是在其独特的土壤中，从偶然与必然交织的环境中孕育而来的。当然，中华文化确实在工业、现代国家构建的层面是缺乏影响力的。

真正的哲学视野，不在于用一种尺度去裁决万物，在于对不同形态的真理保持敬畏与通融。毕竟，中华文明的最高智慧从来不是在对与错的狭窄缝隙中争辩，而是在天与人的广阔天地间，寻求那份生生不息的圆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