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基层公安事业编困局：让执法者有身份有尊严

当山西朔州251名全额事业编“警察”在执法一线坚守八年，却始终面临“无警衔、无执法权、工资靠专项经费拼凑”的困境时，这并非个案的无奈，而是全国基层公安系统事业编制人员处境的缩影。在政法专项编制严控与基层警力缺口的双重挤压下，大量事业编人员成为基层警务的“编外核心力量”，却深陷身份模糊、执法受限、待遇失衡的三重尴尬，既制约了公安队伍规范化建设，也埋下了执法公信力的隐患。

基层公安事业编的尴尬，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的严重脱节。根据现行体制，人民警察必须具备政法专项编制与公务员身份，才能取得执法资质、授予警衔。但中央对政法专项编制的总量控制早已形成刚性约束，自“十二五”后原则上不再新增编制 ，而城镇化推进、新型犯罪涌现带来的警务压力却呈几何级增长。为填补警力缺口，地方只能通过事业编招聘补充力量，形成了“正式警察牵头、事业编主力、辅警辅助”的混编模式，这也是全国普遍现象。然而，事业编人员虽承担着接处警、案件协查、治安巡逻等核心工作，却因缺乏法定执法身份，陷入“不执法则工作缺位，执法则主体违法”的两难——朔州这批人员甚至被调侃为“每日步入岗位即进入违法状态”，这种合法与现实的撕裂，让基层执法陷入灰色地带。

身份的模糊直接传导为待遇与发展的双重失衡。与行政编制民警相比，事业编人员即便干着同样强度的工作，却在工资福利、警务津贴、职务晋升上存在明显差距。朔州的事业编“警察”曾两年未领工资，最终发放的薪酬还是以政法专项资金名义申请的现金，而非财政核定的人头工资；在晋升通道上，他们既无法像公务员那样正常职级并行，转为行政编制的路径也极为狭窄，仅少数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有调任可能。这种“同工不同权”的现状，不仅消磨着基层人员的职业热情，更导致队伍稳定性不足，难以形成专业化、职业化的人才梯队。

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员成分的复杂还可能影响执法质量——部分事业编人员缺乏系统培训，执法资质存疑，一旦引发行政复议或诉讼，极易损害公安队伍的公信力。 多地公安机关早已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队伍老龄化人员断层现象十分明显，通过专题汇报等形式向上级呼吁政策突破，但至今仍无全国性解决方案出台 。破解这一困局，不能停留在“头痛医头”的权宜之计，而需构建系统性的改革路径。首先，应建立政法专项编制的动态调剂机制，在中央总量框架内，向警力缺口突出的基层倾斜，通过编制置换、内部挖潜等方式盘活存量资源——湖南试点的“用事业编制置换政法工勤编制”便是有益探索 。其次，需明确事业编人员的法律定位与权责边界，可通过地方立法赋予其辅助执法权限，在正式民警指挥下开展特定警务工作，同时建立配套的培训、考核与责任追究制度，让“名不正言不顺”的执法行为走向规范化。

更重要的是，要打破身份壁垒，让待遇与贡献真正匹配。应将事业编人员纳入公安队伍统一管理体系，在薪酬福利、警务保障上实现同岗同酬，消除“编制歧视”；同时拓宽职业发展通道，针对优秀事业编人员设立定向招录公务员的专项渠道，或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上给予政策倾斜，让他们看到清晰的成长路径，以某地公安为例，事业编人员近十年莫有动态，也未晋升，严重影响着上进心。

此外，还需加快推进警务社会化改革（现在公安系统文件基本上不提及事业编人员，只有民警和辅警两种称呼，这种极端的忽视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事业编警务人员的信心，他们的处境更是尴尬），将档案管理、后勤保障等非执法性事务剥离给社会机构，让有限的政法编制集中投向核心执法岗位，从根本上减少对事业编人员的过度依赖。 公安队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基层事业编人员则是这支队伍中不可或缺的“螺丝钉”。他们的尴尬处境，本质上是基层治理资源供给不足的缩影。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执法者的合法性与规范性是公信力的基石，让每一位坚守在基层的警务人员都拥有合法身份、合理待遇、清晰前景，既是对他们职业付出的尊重，也是推进公安队伍规范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期待相关部门能正视基层呼声，尽快出台针对性政策，让基层公安事业编走出尴尬困境，让执法权在制度框架内规范运行，为平安中国建设筑牢人才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