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的吴越国：钱弘倧在位仅6个月，如何被逼传位给钱弘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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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二十岁的钱弘佐离开人世。十九岁的钱弘倧继位为君。

钱弘佐在阚璠之狱后，任命了一个新的都监使：水丘昭券。

水丘昭券，临安人，出自钱镠之母水丘氏家族。他和程昭悦、两个都监使，都是钱弘佐发动福州之役的功臣。

但钱弘佐当初与程昭悦合谋诛杀阚璠，不过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互相利用，临时苟合，本来没什么忠信可言，加上程昭悦在事后“多聚宾客，畜兵器，与术士游”，不能令人不防，钱弘佐去世前在水丘昭券的帮助下把他杀了，同时释放了钱仁俊。

至此，吴越国内牙军的两个最高领袖是：内衙统军使胡进思与内衙都监使水丘昭券，一个是内牙宿将，一个是王亲国戚。但水丘昭券在军队中的地位很难与胡进思相提并论。

钱弘佐虽然杀了程昭悦，但对胡进思却没有采取行动，一来大概是他没这个力量，胡进思毕竟不同于程昭悦，后者只不过是内牙军的暴发户，在军队中没有基础，底子不足；胡进思却是久经战阵、久握兵权的大将；二来，钱弘佐与胡进思之间也确实处得不错，胡进思大概是为了报答钱元瓘的知遇之恩，为了不辜负钱元瓘的顾命重托，尽心尽力辅佐钱弘佐。

后来，他受到钱弘倧的侮辱，回到家里，设了钱弘佐的灵位，“被发恸哭”。但钱弘佐做梦也没有想到，胡进思会在他去世之后掀起比阚璠更大的政治风波，把他弟弟给废了。

钱弘倧被废的经过，详见《吴越备史》卷三《忠逊王》篇末总序：

但是，对于胡进思是如何“干预政事”，钱弘倧如何“责让进思”的，《吴越备史》都没有说明。

据《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

又据《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后晋高祖天福十二年七月条：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庚戌条：

弘倧问进思：

可见，钱弘倧与胡进思的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人政见不同。

主要表现在福州问题上。

从开运元年(944)到开运三年(946)的两年间，福建方面共三次向吴越请求救兵。可能是鉴于建州之役的失败教训，前两次吴越均未作出答复，甚至在福建方面第三次请求救兵、吴越国内进行讨论时，大部分将吏仍认为：“道路险远，难于师救”。

但年仅十九岁的钱弘佐毅然作出了出兵的决定。

需要指出的是，钱弘佐出兵福州与他父亲出兵建州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次军事行动。钱元瓘出兵建州，开始时也曾受到对方邀请，但他的本意乃是贪图对方的疆土，想趁着王氏子孙内乱捞点便宜，实际上是对吴越国一贯以来连横抗吴外交政策的一种背叛。而当钱弘佐之时，时易势异，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当时闽国不仅内生变乱，更重要的是外遭侵凌。南唐想吞并福建！一旦让南唐野心得逞，吴越除了东面临海，其余三面将全部处在南唐的包围之中。

钱弘佐说：“唇亡齿寒，吾为天下元帅，曾不能救邻道，将安用之？”“我为天下元帅”云云，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堂皇之言，前面一句话“唇亡齿寒”却道出了吴越出兵福建的真正用心。因此，吴越国军队的福州之行是完全符合“尊奉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这一基本国策的。

事实上，与南唐相比，吴越国从闽国的灭亡中获得了更多的战略利益。闽国灭亡之后，南唐在表面上占有了除福州之外的整个福建，但土著出身的留从效仍盘踞漳、泉二州，他名义上是南唐的臣属，实际上是独霸一方的藩国；他后来又与吴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向中原工朝称臣纳贡，实际上代替原来的闽国成为吴越的战略伙伴。

而且，南唐在这一战役中也耗费了大量的积蓄，“征求供亿，府库为之耗竭”。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捕鸡不着反损米。

吴越国能取得福州之役的胜利，从吴越国自身讲有两条，首先是它年轻的君主具有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目标，开始时让大臣就是否出兵进行表态，一旦作出决定，就下令“即有异议者斩”。

他为这次军事行动作了周密、妥善的部署，让水丘昭券负责用兵，程昭悦负责应援运输，元德昭负责谋划，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

吴越能够取胜，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它的对手南唐的衰败无能。

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元宗李璟貌似宽厚大度，实质儒弱无能。当时南唐政府颇受党争的困扰，南方的土著官员与来自北方的侨寓官员之间互相倾轧，缺乏明确、连贯的对外军事政策。

在福建问题上，土著官员主张出兵，但他们提出这一建议只是为了其自身的党派私利，而不是从国家长远的战略利益着眼。

事后又觉得无功而返太丢面子，便矫诏遣人召李仁达入朝，又擅自发兵去逼迎李仁达。李璟对陈觉自作主张、先斩后奏的举动非常恼火，但由于有人对他说，既然已经兵临城下，不可半途而废，也只好如此了。

可见，南唐在发动福州之役前未作充分准备，完全是一次带有偶然性、富有戏剧性的军事冒险。

第二，这次军事行动缺乏统一、有效的指挥。

因此，从开运三年(946)八月到天福十二年(947)三月，整整七个月，南唐军队不能攻克福州。当吴越海军在白虾浦击败冯延鲁部之后，北城及福州东南尚有大量唐军，根本未受任何损伤，福州外城仍在南唐手中时，军中传出谣言，说吴越根本不想占有福州，只想把李仁达接应回去。

于是有人建议南唐驻守福州东南方面的大将王建封，索性把困在内城的李仁达和吴越国的军队放出城去，全取福州。但王建封由于不满陈觉的专横，竟烧营而去。留从效见状，当然更不会犹豫，全军而退；接着福州城北的唐军也一哄而散，把好好一座福州城拱手让给吴越。可见，福州之役完全是南唐自己打败了自己。

第三，南唐军队在战术上严重失误。吴越军队在白虾浦登陆时，面对泥泞的海滩，只有铺上竹箦才能上岸，而福州城南的唐军万箭齐射，吴越军队根本连铺竹箦的机会都没有。

但南唐大将冯延鲁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停止射击，让吴越军队从容登岸，企图将之一举歼灭，彻底断绝城中的希望。当时手下有人劝他：“浙兵至此已久，不能进退，求一战而死不可得，若纵其登岸，彼必致死于我，其锋不可当，安能尽杀乎？”

但冯延鲁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终致福州之败。

年轻的钱弘佐实在是赢得非常侥幸的！

钱弘佐占有福州后，命鲍修让镇守福州。鲍修让是吴越国开国功臣鲍君福的儿子。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李仁达派他的弟弟李孺宾到杭州，要求朝见吴越国王。这年六月，在平定福州仅仅过了三个月之后，年轻的钱弘佐溘然与世长逝，终年二十岁。七月，李仁达如愿以偿地来到杭州，觐见吴越新君钱弘倧。亡国之臣，寄人篱下，感觉毕竟不好，李仁达马上后悔起来。他向手握兵马大权的吴越国实权人物胡进思求情，要求回福州，胡进思答应了他的请求。但这样一来，福州就出现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心怀疑忌的福州故主、威武节度使李仁达；另一个是带着重兵驻扎在那里的吴越国东南面安抚使鲍修让。两人互不相协，矛盾愈演愈烈。

到十二月，李仁达开始密谋投奔南唐，鲍修让先发制人，带兵攻杀李仁达。事后，钱弘倧派丞相吴程出镇福州。这是第一次福州之役后吴越国方面的情况。

《吴越备史》卷四《今大元帅吴越国王》乾德四年九月癸卯《钱弘儇附传》载：

由此可知，自吴越占有福州之后，驻守福州的将士之间即存在着矛盾与斗争，彼此“诬构交生”。钱弘儇来到福州之后，对此种种“诬构”，“释而不问”，结果“闽人莫不感悦”。

这里所说的“闽人”当是指闽国旧部，当吴越国人以新主人的姿态来到福州时，这些闽国旧人怀故伤情，不免会有种种感触，他们与吴越驻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可见，吴越国是在内部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发动第二次福州之役，它最后虽然打赢了这场战争，但实在是赢得非常侥幸的。

钱氏王室与内牙军在福州问题上的矛盾在钱弘佐时就已存在，内牙军人反对出兵福州，而钱弘佐力主出兵。到钱弘倧时，既已占有福州，吴越国在如何统治福州上仍存在着争论，作为内牙军人的胡进思在这一问题上仍持保守态度，主张放回李孺赟，让福州成为吴越的附属国；而代表王室利益的钱弘倧则主张把福州收归吴越国中央直接统治。

最后吴越国按胡进思的主张把李儒赟放回福州，但李孺赟回到福州后，却马上走上独立之路，这无疑激化了钱弘倧与胡进思之间的矛盾。

钱、胡之间的矛盾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钱弘倧的意气用事。如钱弘倧少年登位，不知稼穑之苦，对士兵赏赐过厚，作为吴越国的一个老臣子，胡进思上前劝谏，完全是一种尽心尽职的表现，怎么能说是干预政事？但钱弘倧不但不领情，反而把笔一摔，向他大发脾气。至于他拿胡进思曾经屠牛的事来侮辱他，更是大失人君之风。

本来，钱弘倧要抑制内牙军人的势力，也未尝不是一桩善事。

但他一面不断地侮辱胡进思，激化与胡进思的矛盾，一面却没有计划，没有谋略，更没有行动。唯一的行动大概是想给胡进思“授予一州”，剥夺他的兵权。但这种伎俩在钱弘佐、胡进思当初对付阚璠时便已用过，胡进思自然不会上当。水丘昭券认为胡进思势力太大，不好对付，叫钱弘倧不要盲动，他不听；他与何承训密谋对付胡进思，却又犹豫不决，终于导致何承训害怕阴谋败露，索性倒戈投靠了胡进思，胡进思先下手为强，废了钱弘倧。

钱弘倧被废之后，继位的新君钱弘俶与胡进思曾有一个约定：“能全吾兄，则敢承命”。

但胡进思很不放心，要求钱弘俶把钱弘倧杀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遭到了拒绝。为了防止意外，钱弘俶还把钱弘倧迁到衣锦军私第，派兵保护，并击退了胡进思派来的刺客。钱弘倧后被迁至越州，“于卧龙山西寝后置园亭，栽植花竹，周遍高下，旦暮登临，汔于四时。倧能为歌诗，亭榭间纪录皆满”。最后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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