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一个被标签化的实业巨子,他究竟有多硬核你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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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盛宣怀,世人对他的评价向来两极,有人称他为“中国实业之父”,开矿、办厂、修铁路、建学堂,一手搭建起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框架;也有人骂他是“保路运动的罪魁”“晚清巨贪”,借官商之名敛财,因政策失当激化矛盾,成了清王朝覆灭的推手之一。
他被简单贴上过“红顶商人”的标签,世人多将其与胡雪岩对比,只看到他游走于官商之间的圆滑,却忽略了他背后敢为天下先的硬核实力;只议论他的功过是非,却少有人深究,这个出身传统士绅家庭的读书人,如何凭一己之力,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硬生生开辟出一片近代实业的新天地。《清史稿》称其“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可这短短十六字,远不足以概括他纵横实业数十年的格局与魄力。
盛宣怀的硬核,首先体现在敢为人先的开创力,以一己之力创下十余个“中国第一”,填补了近代中国实业的空白。在他之前,中国没有近代航运业,只有各自为战的沙船帮,面对外国轮船公司的垄断,盛宣怀力排众议,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用航运企业,凭借官督商办的模式,硬生生从洋商手中抢回了长江航运的半壁江山;在他之前,中国没有近代电报业,消息传递全靠驿站快马,盛宣怀主持修建中国第一条电报干线,创办中国电报总局,让千里之外的消息能一日通达,打破了古代通讯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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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结束了中国无新式银行的历史;开采中国第一座近代机械化煤矿——开平矿务局,让中国有了自主的近代能源产业;督办卢汉铁路,铺就中国第一条南北大动脉,奠定了近代铁路交通的基础。从航运、电报、矿业到银行、铁路,凡是关乎国计民生的近代实业领域,几乎都有盛宣怀开天辟地的身影。这些“第一”,并非空有虚名,而是每一个都落地生根,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基石,这份敢闯敢试、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魄力,在思想保守、处处掣肘的晚清,堪称独一份。
盛宣怀的硬核,更体现在融官于商的操盘力,以“官督商办”的模式,为近代实业挣得生存空间。晚清之时,民间资本薄弱,且受封建势力打压,而西方列强的企业又凭借技术和特权步步紧逼,纯粹的商办企业根本难以立足;纯粹的官办企业则效率低下、贪腐丛生,毫无市场竞争力。盛宣怀深谙此道,创造性地提出“官督商办”,以官府的名义争取政策支持、减免赋税、抵御洋商打压,同时以商人的眼光经营管理,引入民间资本,讲求效率与利润,让官与商各取所长,形成合力。
他游走于李鸿章等洋务派重臣与民间商绅之间,上能说服朝廷划拨官款、授予特权,下能凝聚民间资本、调动商人力气,将看似矛盾的官与商完美融合。轮船招商局初创时,资金匮乏、洋商打压,盛宣怀一边向李鸿章争取漕运垄断权,一边游说上海富商入股,短短数年便扭亏为盈;电报总局创办时,遭地方守旧势力反对,认为“电报破风水、扰民心”,盛宣怀借朝廷之力强推政策,同时亲自选址、督办施工,让电报网络迅速铺展全国。这份能撬动官场资源、盘活民间资本的操盘能力,让他在官商夹缝中,为中国近代实业闯出了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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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硬核,还体现在远见卓识的教育观,不止办实业,更注重培养实业人才,为近代中国留存火种。他深知,实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而传统科举培养的文人,根本无法适应近代工商业的需求。于是,他在创办实业的同时,倾力兴办新式学堂,1895年,他督办创办北洋西学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后发展为天津大学;1896年,又创办南洋公学,这是交通大学的前身,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近代工程技术、管理、外交人才。
他主张“学以致用”,学堂的课程设置完全围绕实业需求,开设铁路、矿冶、电报、航海等专业,摒弃传统科举的八股文,聘请外国教习,引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这些学堂,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成为近代中国人才培养的摇篮,从这里走出的学生,后来成了中国铁路、航运、电报等行业的中坚力量,甚至在民国时期仍活跃在实业舞台。盛宣怀知道,实业的根基在人才,比起一时的企业盈利,培养能支撑中国实业长久发展的人才,才是更长远的事,这份远见,在当时的晚清官僚中,实属难得。
当然,盛宣怀也并非完美,他的“官督商办”模式,虽让实业得以起步,却也埋下了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隐患,他本人也借实业之名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主持的铁路国有政策,因处置不当,未兼顾民间股东利益,直接引发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一,这也是他一生无法抹去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争议,更多是时代的局限,而非他个人的全部。
他身处晚清乱世,内有封建势力的保守阻挠,外有列强的经济侵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没有像传统文人那样空谈救国,也没有像普通商人那样只谋私利,而是以实业为武器,试图用工商业的发展挽救国家危亡。他创下的实业基业,虽几经沉浮,却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奠定了基础;他创办的学堂,至今仍在为国家培养人才;他搭建的近代交通、通讯、金融框架,影响了中国百年的发展。
盛宣怀的一生,从未被简单的“官”或“商”定义,他是中国近代实业的开拓者,是敢想敢干的实干家,他的硬核,不在于圆滑的处世技巧,而在于开天辟地的开创力、纵横捭阖的操盘力、着眼长远的格局。那些标签与争议,终究掩盖不了他为中国近代实业发展立下的不朽功勋,而他留下的实业精神,也成为近代中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一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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