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建希受贿案一审宣判

文︱陆弃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判的一刻，韩国政治史被悄然改写。前第一夫人金建希因收受统一教会提供的高价奢侈品，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这并非一起普通的贿赂案件，而是一道象征性的司法裁决：它首次将“第一夫人”这一长期处于权力阴影与制度模糊地带的角色，明确置于刑法的审视之下。更具冲击力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前总统尹锡悦也已在一审中被判刑，夫妻二人同时成为被告并获刑，构成韩国宪政史上前所未有的场景。

这一判决之所以引发广泛震动，不仅因为涉案人物的特殊身份，更因为它触及了韩国社会长期积压的制度性焦虑。第一夫人究竟是否拥有“非正式权力”，是否应受到与公职人员同等强度的监督，一直是模糊而敏感的问题。法院在判决中明确认定，金建希在履行第一夫人职责期间收受高价礼品，构成与职务相关的不当利益往来，这一认定本身，就是对长期灰色地带的正面回应。

从案件事实看，法院的裁量并不激进。统一教会赠送的名牌包和钻石项链，被视为具有明确利益指向的财物往来，而对股价操纵和非法民调的指控，则因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这种“部分有罪、部分无罪”的结果，体现出司法机关在政治高压案件中刻意保持的克制姿态。相较检方提出的重刑请求，一年八个月的刑期并不算严厉，却足以构成清晰而不可回避的法律评价。

正因如此，这一判决的意义不在刑期长短，而在制度信号。裁判部反复强调“刑无等级”，强调身份、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不能成为免罪理由。这并非空洞宣示，而是在韩国高度政治化的司法环境中，对公众信任的一次修复尝试。长期以来，韩国社会对“权力圈内人”是否真正会被追责，始终抱有疑虑，而金建希案的宣判，使这种疑虑首次被实质性回应。

更深一层看，这起案件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尹锡悦政权崩塌后的连锁反应。金建希在担任第一夫人期间，频繁卷入争议，从股价操纵指控到名牌包风波，从学历问题到公私界限不清，她逐渐成为政权合法性被侵蚀的象征。尹锡悦下台后，国会迅速通过特别检察法，正是政治系统对公众不满的制度化回应。司法程序的推进，既是法律运作的结果，也折射出政治清算的现实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判决中对部分指控的否定，同样具有重要含义。它表明，即便是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下，司法仍试图以证据为边界，而非顺应情绪或政治期待。这种谨慎，避免了案件被彻底工具化，也为判决本身保留了法治说服力。正是在肯定犯罪事实与限制指控范围之间的平衡中，司法权力得以维持其相对独立的姿态。

然而，案件带来的冲击远未结束。前总统夫妇双双获刑，势必加剧韩国社会的撕裂。一部分人将其视为正义迟来的兑现，另一部分人则担忧司法正在被政治浪潮裹挟。这种分歧，本身就是韩国政治结构长期对抗化的结果。当权力更替往往伴随着清算，司法便不可避免地被置于风口浪尖。

更为关键的是，这一判决重新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在总统制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中，如何对“非民选却高度影响决策”的角色进行有效约束。第一夫人并无宪法定位，却在现实中享有资源、信息与象征权力，一旦缺乏透明监督，极易成为制度漏洞的集中体现。金建希案，正是这一结构性问题的极端呈现。

判决落下，个体的命运已进入司法轨道，但制度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韩国社会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只是某一位前第一夫人是否有罪，而是如何建立起一套不因权力更迭而反复动荡的责任机制。当“刑无等级”不再只是判决书中的宣言，而能成为持续运作的制度现实，类似的震荡，或许才会真正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