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一女子哭诉：丈夫儿子不工作在家躺平 自己不敢出门不敢花钱

一个女人的肩膀，能扛起多重的家庭重担？

2026年1月19日，广东东莞，一位中年女性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段视频。 镜头前，她声音沙哑地述说着自己的日常：丈夫整天与邻居打牌消遣，25岁的儿子昼夜颠倒地沉迷游戏，全家的开支靠她打零工维持，连还房贷都常常需要借钱周转。

“所有的家务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左邻右舍的冷嘲热讽，快把我戳穿了。 ”画面外偶尔传来游戏音效，与她哽咽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每当她劝父子俩出去找工作，总被同一句话顶回来：“现在工作哪好找？你知道外面多少人失业吗？”这些话像针一样扎进她的心里，日子过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凌晨五点半，天还没亮，陈玉芳（化名）已经轻手轻脚地起床。 她不是怕吵醒家人，而是实在不愿意面对丈夫和儿子睡梦中的模样——那种安逸与她内心的焦躁形成鲜明对比。

她仔细核对着手机备忘录里的欠款记录：姐姐那边借了两万，朋友那里凑了一万五，这个月的房贷五千六百元还没着落。 她在纸上划拉着数字，眉头越皱越紧。

上午的工作是在一家小加工厂做包装工，按小时计费。为了多挣点钱，她总是主动要求加班。“别人中午休息我就啃个馒头，下午继续干。 ”陈玉芳的声音在视频里显得有些疲惫，“老板娘看我辛苦，偶尔会多塞给我五十块钱，我心里明白，这是可怜我。 ”

下午三点，她匆匆赶回家准备晚饭。推开门的景象让她心沉到谷底：客厅茶几上堆着昨晚的泡面桶，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儿子还在房间里蒙头大睡，丈夫早已不见踪影——不用说，肯定是去村口棋牌室了。

最让她难堪的是邻里间的相处。 每次路过小区超市，一群闲聊的邻居就会突然压低声音，投来那种似笑非笑的眼神。 她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这家人两个大男人都不工作，全靠一个女人养着。

“我不是不想工作，可你看现在这环境，多少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 ”25岁的阿杰（化名）在视频背景音里突然插话，他刚刚醒来，穿着松垮的睡衣站在房门边。

他向母亲列举着自己的求职经历：送外卖嫌太累，做销售拉不下脸，工厂招聘要求35岁以下，可他连面试的机会都很少。 “我们班还有一半同学在家待业呢，这能全怪我吗？ ”

陈玉芳的丈夫老李（化名）则有自己的说辞。 晚上六点多，他才慢悠悠地从外面回来，面对妻子的责备，他振振有词：“打牌怎么了？ 我又没输钱！ 上次老王介绍的那个工地活，一天干12小时才给两百块，够干什么？ ”

老李提到自己去年曾在一个建筑工地做过三个月，但包工头一直拖欠工资，最后只好自认倒霉。 “现在老板们都精明了，要么压价，要么找借口克扣工钱。我还不如养精蓄锐，等有好机会再出手。”

这种父子联手的“防御阵线”让陈玉芳无可奈何。 她明白，其中不乏实情，就业形势确实严峻。 但更让她忧心的是，儿子正一步步重蹈父亲的覆辙——缺乏坚持的勇气，遇到挫折就缩回舒适区。

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后，社区工作人员曾上门了解情况。2026年1月22日，居委会组织了一次家庭调解会议。

调解记录显示，工作人员为父子俩介绍了几个就业岗位：小区物业正在招聘保安，超市需要理货员，快递站点也在招临时分拣工。 但老李认为保安“工资太低没面子”，阿杰则强调“夜班对身体不好”。

“你们这样考虑过陈女士的感受吗？ ”调解员在记录本上写下这句话，但现场似乎没有真正触动父子俩。

陈玉芳的姐姐向调解员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陈玉芳婚前购买的，首付是她一个人攒的钱。 这个细节让调解团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父子二人或许吃定了陈玉芳的善良和责任感。

“法律上，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调解员引用《民法典》相关规定，提醒老李他的责任所在。 而对于阿杰，调解员则明确告知：“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

这个家庭的困境折射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在东莞这样的制造业重镇，传统就业模式正经历剧烈转型。

老李那一代人，习惯于进厂打工的稳定节奏，面对如今零工经济的灵活性反而不知所措。 而阿杰这样的年轻人，虽然熟悉数字世界，却缺乏父辈的吃苦精神，高不成低不就的心态十分普遍。

附近一家职业介绍所的负责人分析：“现在不是没有工作，是很多人不愿意‘将就’。像快递、外卖这类岗位一直缺人，但年轻人嫌辛苦，中年人适应不了快节奏。”

更令人深思的是家庭动力学的失衡。 陈玉芳的案例并非孤例，社区工作人员透露，他们手头类似的家政纠纷案件已有五六起，都是女性因过度承担家庭责任而濒临崩溃。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就业难，而在于家庭责任分配的不公平。 ”一位长期处理家事纠纷的法官指出，“当一方无底线付出，另一方的责任感就会逐渐萎缩。 ”

面对这类家庭僵局，专业人士建议采取“系统式家庭治疗”方法。 首先需要打破固有模式，让过度付出者停止“越位”，促使缺位者回归责任。

东莞某心理咨询机构建议设立“家庭责任协议”，将经济贡献、家务劳动、情感支持等具体量化，让每个家庭成员明确自己的义务和权利。

对于阿杰这样的年轻人，职业培训中心可以提供“职业适应力培训”，帮助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工作，而是不知道如何开始。”一位职业指导师说。

更重要的是建立社区支持网络。邻居张阿姨表示：“以后我们见到老李打牌，都会劝他回家帮老婆分担点。 大家多管管‘闲事’，或许能形成一种舆论压力。 ”

法律工作者也提醒，像陈玉芳这样的女性应当了解自己的权利。 “如果夫妻一方拒不履行扶养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有权要求给付扶养费。 这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法律义务。 ”

社区调解结束后一周，陈玉芳家的阳台破天荒传来了动静。 老李竟然在修理那把坏了半年的晾衣架，而阿杰则整理了自己的简历，答应去参加一个快递员的面试。

变化微小而缓慢，但确实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