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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句话放在2025年3月的新加坡语境里看,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会被很多人反复转述。
李显龙是在新加坡海事周期间发声的,他直接谈到中美关系的走向与外溢风险。对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新加坡来说,海运通道、贸易规则和产业链稳定,几乎就是“饭碗和安全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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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场对话里,一个核心判断非常明确: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是“做几笔交易就能和好”的层级。
主持人抛出“能否达成某种终局式的大交易、实现彻底和解”的问题,李显龙的回应是难度很大,原因在于分歧已经深入到安全、主权相关议题、贸易和科技竞争等多个维度,彼此的战略定位也发生了变化。
他在同一天的海事演讲里也延续了这种担忧:全球贸易能否继续像过去那样增长并不稳妥,地缘紧张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成为“转折点”,一旦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下降,后果不只是经济层面的,战略影响也会跟着放大。
这套说法听起来“悲观”,本质上是现实主义:当大国把竞争从关税、补贴、准入限制一路延伸到科技封锁、投资审查、供应链重组时,问题就不再是“谈个价”那么简单,而是制度性对抗在堆高。
新加坡这种外向型经济体最先感到压力,因为货流、资金流、订单与信心都会更敏感地波动。
李显龙把贸易战、关税壁垒与上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联系起来,并不是在做简单类比,更像是在提醒一个常被忽略的链条:经济壁垒会扭曲国家间利益结构,互信被侵蚀后,安全困境更容易出现;当各方都用“自保”来解释加码动作,冲突升级的刹车距离会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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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运视角里,这条链条非常直观。
保护主义一上来,跨境成本就会被动抬升;接着是企业被迫重新布局产能和航线;再往后,区域之间的互赖下降,军事与安全风险更容易盖过经济理性。
李显龙提醒“别忘了贸易壁垒与过去世界大战之间的关联”,对坐在海事周会场的人来说,就是在讲一件很具体的事:全球化退潮不只是“少赚点钱”,还可能把世界推向更硬、更险的对抗结构。
他把话说到“惊涛骇浪”,关键落点在于当代中美都是核大国,拥有极强的战略破坏能力。换句话说,今天的冲突上限与二战时期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当对抗从经济走向安全,从安全走向军事误判,任何一次失控都可能带来不可承受的代价。
李显龙强调如果继续沿着“脱钩、切割”的方向走,风险会越滚越大,这也是“比二战更惨烈”这类重话背后的逻辑。
他并不是在宣称“战争必然爆发”,而是在提醒“结构性风险在抬升”。
一边是贸易、科技、投资与产业链层面的分离趋势,另一边是安全竞争与地区热点的潜在摩擦点。两条线叠加,才会让“惊涛骇浪”这类比喻显得合理。
新加坡处在全球航运要道,港口与海事服务业是经济支柱之一。海事周这种场合,本来就围绕航运景气、绿色转型、港口竞争、船队融资等议题展开。
李显龙选择在这里把中美风险说透,等于把地缘政治的“上层叙事”翻译成企业和社会能听懂的“底层账本”:如果大国对抗把规则撕碎,运价、保险、融资成本、订单稳定性都会变差;全球贸易增速放缓,新加坡的外部需求也会被拖累。
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提到“世界其他国家能做的不多”。小国没有能力决定大国的战略方向,但可以做两类事:一是尽量维护开放与多边规则的可用性,二是提高自身韧性,包括市场多元化、供应链分散、强化与不同伙伴的经贸联系。
李显龙在海事周讲话里强调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贸易会继续与全球GDP同步增长,本质上就是在给这种“韧性建设”提供理由。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红利很大,大家习惯了增长与分工;现在的麻烦是,大国竞争正在改变“默认设置”。
如果把经济关系当作武器,短期可能换来谈判筹码,长期会把信任与规则磨掉。规则一旦变薄,风险就会变厚,这就是“惊涛骇浪”真正可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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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这番话之所以刺耳,是因为它不是情绪化判断,而是把一条风险链条摆在桌面:关税与壁垒会撕裂贸易,撕裂贸易会挤压互信,互信下降会推高误判成本,核时代的误判没有“补考机会”。
这话听起来沉重,但也有现实价值——至少让更多人明白,别指望一次握手就把风浪按回去,真正要做的是把刹车装好,把安全带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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