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国抓捕的“中美亲善大使”

2015年6月4日，纽约曼哈顿刑事法院的陪审团席上，12位陪审员用一致的“Not Guilty”（无罪）裁决，为一场持续五年的司法拉锯战画上句点。

当法官宣读判决时，83岁的孙启诚缓缓站起身，这位国宝银行的创始人眼中泛起泪光，与身旁的妻子、四个女儿紧紧相拥。

法庭内，掌声与抽泣声交织，而法庭外，阳光穿过唐人街密集的楼宇，照在等待已久的华人社群脸上。

这场官司的胜诉，意味着国宝银行被指控的184项罪名——包括房贷欺诈、伪造商业记录、串谋等重罪——全部不成立。

对于孙启诚一家而言，这绝不是一场“胜利”。

为了洗清“次贷危机替罪羊”的标签，他们花了超过1000万美元律师费，经历了业务腰斩的经济重创，承受了“游街示众”的种族羞辱。

这一切的起点，要从一把“算盘”说起。

唐人街的“国宝”

纽约曼哈顿坚尼路，一栋不起眼的六层小楼夹在大药房与中医保健中心之间，这里是国宝银行的总部。

1984年，孙启诚创办这家银行时，给它取名“Abacus”（算盘），在他心中，算盘是华人的“国宝”，象征着诚信与精准，也寄托着他为同胞服务的初心。

孙启诚1935年出生于上海，童年在重庆度过，会说上海话、四川话、广东话和普通话。16岁时，他们全家移民美国。

他正好经历了一个年代——华人在美国的经济起飞。

华人原本处于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在好莱坞的流行电影中，唐人街总是和帮派、红灯区、吸鸦片和赌场密切相关，形象比黑人还要恶劣。

比如在1910-1960年间，作为华人反派的“傅满洲“，就是赤裸裸的美式种族歧视。

托马斯·索维尔在《美国种族史》中认为：

“今天的华人，收入优于一般的美国人，职业地位较高，1/4的就业华人是在科学和专门领域工作。尽管遭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移民都未曾遭遇的最严重的歧视和暴力，华人还是上升到了这样的地位。” “华人今天的成功，基本上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比别人多干活，并受过更多（也更良好）的教育。” “东方学者、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的学术造诣，一般都比黑人和白人高出一大截。换句话说，比较起来，更多的东方人（这里指日本人与中国人）获得过博士学位，特别是那些著名高等学府的博士学位。东方学者发表的作品多于白人和黑人。 ”

在20世纪50年代末，旧金山华人的自杀率是白人的三倍，他们大多数在洗衣店和餐馆里干活，生活贫穷，住在毒品和犯罪泛滥的街区。

在美国的排华文化下，华人几乎得不到社会福利，大萧条期间，纽约白人有9%接受了失业救济，而华人只有1%。

可以说在早年，华人才是“斩杀线”下最惨的一批人。

然而，随着美国取得西方领导地位，在二战后迎来了经济繁荣，华人凭借着重视教育、重视储蓄、重视家庭的三样法宝，很快实现了经济的崛起，而且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其他族裔。

1900年，加州华人的专业人员不到1%，比黑人还低。

1940年，加州有3%的华人是专业人员，而白人是8%。

1950年，华人专业人员比例翻了一倍，达到6%，而白人是10%。

到了1960年，华人专业人员的比例在十年间翻了三倍，达到18%，超过了白人的15%。

这个成绩，还是美国金融、法律等高薪行业普遍限制华人的情况下取得的。他们从事科研、财会、工程和教育，并成为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

此后，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成为美国最富有的族裔之一，尽管他们在政治地位上从来都没有取得同等的待遇。

孙启诚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了自己的人生创业。

他考入法学院，成为一名律师，为华人打官司。

很快，孙启诚注意到，刚刚富起来的这一代华人，对买房有着远比其他族裔更大的热情，甚至可以说是狂热。

于是，他转型成了一位成功的地产商，专门为华人服务。

在开律所和做地产商的那些年，孙启诚注意到了华人在买房时的融资困境。

华人以勤劳节俭著称，积累了不少财富，然而，他们无法得到美国一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周转资金。

主流银行愿意接受他们的存款，却不愿向他们发放贷款。

当时的唐人街，许多华人靠现金交易，他们把现金带在身上，藏在家里，这让华人一度成为偷盗抢劫犯罪的最好目标。

而在大额支出上，华人更依赖亲友之间相互借款，遇到买房置业这种人生大事，往往因为无法通过主流银行的信用审核而搁浅。

在20世纪50年代，华人的融资主要是通过“标会”，一种华南人传统的民间借贷组织。然而这种组织有一定的地下色彩，借贷人的利益得不到保证。

孙启诚敏锐的意识到，为华人提供融资，是一份很好的生意。

一方面，华人的财富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又被主流银行排斥在外，这种空白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于此同时，华人拥有最好的储蓄意识，最谨慎的财务风险观念，而且华人与美国其他族裔不同，他们有着强烈的家庭荣誉感，一个人欠账，家庭会代为付款。

这都导致了一个结果，华人的借贷很少出现坏账，他们的违约率远远低于其他族裔。

于是，他萌生了创办一家华人社区银行的想法。

孙启诚成功的抓住了华人这个全美最优质的客户群体。

成立30多年来，国宝银行的贷款业务主要面向唐人街的普通家庭，填补了华人融资难的困境，很多华人实现了买房、创业的梦想，在社区中很快积累了良好的声誉。

在最辉煌的时候，孙启诚在寸土寸金的纽约，买下了一栋面积十二万平方英尺的大厦，与世界贸易中心做了邻居。

在地产和金融业连续取得成功后，孙启成开始尝试为华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赴美国打工的华侨激增，在广东福建一带的农村尤为流行，孙启诚发现，他们有向国内家庭汇款的巨大需求。

于是，国宝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合作，在1995年建立了通汇代理业务，帮助大陆侨民每年汇款回国上亿美元。

这些资金源源不断的汇入国内，修桥修路盖学校，孙启诚也参与其中，捐助了多所学校。

同年，孙启诚在美国创办了《中华经济时报》，这是美国第一份专题报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类报纸，多次积极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且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出谋划策。

孙启诚觉得华人社区不够团结，缺少自己的马丁路德金，无法维护华人的权益。

他开始意识到，中国大陆正迎来快速崛起的历史机遇，这也许能帮助华人解决身份危机，重建凝聚力和社区团结。

到了2000年，国宝银行获得中国国家邮政局授权，作为独家金融机构代表中国邮政在美国办理国际汇票业务。从此，对于中国侨民的海外汇款，中国大陆境内5万多个邮局都可以直接提款。

这些资金源源不断的汇入国内，盖房修路建学校，支援了当时国内的基础设施。

2000年，孙启诚因对中国的巨大贡献，受到广泛赞誉，被誉为“中美亲善大使”。

然而，随着他功成名就，风险也在一步步的逼近。

在美国，不仅阶层向下坠落会迎来“斩杀线”，在阶层向上跨越时也有，隐藏在华人的“天花板”中，想冲破天花板，就会被盯上。

2003年，他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当时，一名员工卷款1350万美元潜逃，国宝银行遭遇挤兑风潮，两天之内被提走4500万美元现金。孙启诚与夫人连夜赶回纽约，向客户解释，承诺一定会保障大家的存款安全。他的真诚赢得了社区的信任，第三天，就有客户主动回到银行存款，挤兑风波很快平息。

那次风波中，代理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趁火打劫，将债券抵押的佣金从5%临时提高到50%，相当于从“理发”变成了“砍头”。孙启诚怒不可遏，向媒体爆料此事，引发舆论热议。

他没有想到，自己多年后将面临一场更为凶险的“围剿”，而对手是拥有无上权力的曼哈顿地检署。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通过发行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品，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无数家庭失去住房，失业人数激增。

而引发危机的大银行，却因为“大到不能倒”的理由，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巨额救市资金。

民众的愤怒情绪蔓延，在这样的背景下，曼哈顿地检署需要一个“替罪羊”来平息民怨。

而扎根唐人街的国宝银行，成了他们眼中的“完美目标”。

故事的导火索发生在2009年12月。一位名叫陈其真的客户在国宝银行办理房屋交割手续时，无意间发现贷款经理余启斌侵吞了他的购房支票，导致交割无法完成。

陈其真夫妇焦急万分，这笔钱是他们两年多的工资，一旦损失，不仅房子买不成，还要损失7.2万美元的押金。

国宝银行得知此事后，立即展开内部调查。核实情况后，迅速开除了余启斌，同时处理了另外两名涉嫌违规的员工。为了表明银行的合规态度，孙家人还聘请了外部调查机构进行全面审核，并于2010年1月15日主动向联邦银行监管机构报告了此事。

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次正常的内部风控处理，只要及时清理门户并挽回客户损失，就能维护银行的声誉。

可孙家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主动报案”，却成了地检署介入调查的突破口。曼哈顿地检署接手此案后，没有将调查重点放在余启斌的个人犯罪行为上，而是将矛头指向了整个国宝银行。地检署认为，余启斌的级别“足以代表公司的意志”，其造假行为是银行“系统性欺诈”的体现。

2012年5月31日，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塞勒斯·万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读了对国宝银行的起诉书。

这份长达184页的起诉书，指控国宝银行及其两名高管、10名雇员涉嫌184项罪名，包括抵押贷款欺诈、伪造商业记录、串谋等。万斯在发布会上刻意将国宝银行与次贷危机挂钩，强调“当这些贷款计划不奏效，纳税人就要收拾烂摊子”。

在当天的逮捕中，出现了一起让华人蒙羞的事件。

11名华人员工被铁链绑成一串，拷进纽约刑事法院。其中3位员工早已被保释，却被专门叫回去加入“锁链队伍”。

国宝银行的辩护律师，把纽约刑事法院的行为称为”赶牛“，并且认为，这是他25年来第一次看到这种事。

记者们的闪光灯一路追拍，这一羞辱性的画面登上了《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

孙启诚看着报纸上的照片，心如刀割：“他们不是在逮捕罪犯，是在羞辱整个华人社区。他们想让所有人都觉得，华人银行不可信，华人都是骗子。”

地检署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利益考量。

据《纽约时报》报道，曼哈顿地检署通过处罚违规金融机构，能获得巨额罚款分成。2014年，法国巴黎银行因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被罚89亿美元，其中4.49亿美元进了该署的口袋。

他们通过起诉这家华人银行，既能平息民怨，又拿到罚款，还能能彰显自己的“执法力度”，何乐而不为？

面对地检署的强势指控，孙家人陷入了两难。检方给出了两个选择：

——要么承认犯了重罪，缴纳600万美元罚款，检方不再起诉；

——要么面临漫长的庭审，一旦败诉，银行将倒闭，相关人员可能面临25年监禁。

“承认重罪？绝对不可能！”孙启诚的态度异常坚决。在他看来，银行靠信誉生存，一旦承认重罪，国宝银行就彻底完了，这不仅是他一生的心血，更是唐人街社区的信任。

更何况，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造假是余启斌的个人行为，银行已经主动揭发并配合调查，凭什么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

孙家人很快达成共识：应诉。

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当时，就连国际大行遇到类似问题，都会选择妥协罚款，没人愿意与强大的地检署正面抗衡。而国宝银行作为在美国缺乏根基的华人社区银行，要与拥有100多名专业律师、资金雄厚的地检署打官司，无异于以卵击石。

但孙家人有自己的底气。首先，他们坚信自己无罪。国宝银行的贷款违约率只有0.5%，远低于全美6%的平均水平，2009年办理的4290笔抵押贷款中，只有16起遇到麻烦。银行将贷款转卖给房利美后，房利美不仅没有损失，反而赚了利息。

在金融危机中，国宝银行就是表现最好，风险最低的银行之一，这与检方“向房利美转嫁风险”的指控完全不符。

孙家人拥有深厚的法律背景。孙启诚是律师出身，四个女儿中，大女儿孙仪芬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二女儿孙仪文拥有沃顿商学院MBA学位，小女儿孙仪琳更是在曼哈顿地检署工作了7年。得知家族被起诉后，孙仪琳立即辞职，加入了家族的应诉团队。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华人社区的支持。

多年来，国宝银行服务了很多华人家庭，当得知银行被冤枉后，唐人街的商户、居民纷纷站出来，为他们提供证据、出谋划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后盾力量。

庭审的艰难程度远超预期。检方传唤了一个又一个来自唐人街的证人，试图通过这些证人证明“华人都爱造假”，坐实国宝银行的“系统性欺诈”。但这些证人大多被检方认定为“缺乏信用”，他们的证词根本无法支撑检方的立场。

就连法官都提出异议：“你们动用了这么多证人，却没有一个能让人信赖，这是对纳税人资金的滥用！”

检方的另一个指控焦点是华人社区的“亲友互助”文化。在唐人街，许多华人买房时，首付会来自亲友的借款，为了符合主流银行的贷款要求，有时会将借款写成“无偿赠款”。

检方认为这是“伪造文件”，而孙家人则辩称，这是华人社区的常态，银行会核实资金来源，并非欺诈。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请来了房利美前高管出庭作证，高管明确表示，国宝银行的贷款质量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房利美从这些贷款中获利颇丰。

这场官司耗费了孙家人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五年间，国宝银行的业务量大幅下滑了70%，陷入经营困难。

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支付律师费累计超过1000万美元，孙家几乎耗尽了积蓄。

孙仪文回忆，那段时间，全家人的生活都被官司搅乱了，庭审期间，她们三姐妹几乎每天都泡在法院，有时甚至直接在法庭办公。孙启诚的妻子心疼丈夫，经常在电话里哭着说：“你都75岁了，别熬着，这案子会拖垮你的！”

但他们从未想过放弃。孙启诚常说：“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如果我们妥协了，以后华人在美国只会更受欺负。”

在他的鼓励下，全家人咬牙坚持。

2015年6月4日，当陪审团宣布最后两项指控不成立时，法庭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孙启诚夫妇和四个女儿相拥而泣。

一位老员工激动地说：“我们赢了，不是赢了官司，是赢了尊严！”

然而，检方并不甘心。庭后，检方发言人竟然表示：“Not Guilty不等于Innocent（清白），只是证据不足以定罪。”

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国宝银行是唯一被起诉的银行。

为什么引发次贷危机的华尔街巨头们能安然无恙，而一家合规经营的华人社区银行却要被穷追猛打？

答案很简单：大银行“大到不能倒”，而一家华人银行却“小到可以进监狱”。

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动用巨额纳税人资金救市，那些因贪婪而引发危机的金融巨头们，没有一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相反，他们在救市中发了一笔财，在拿到救市资金后，第一时间就给自己分红。

当时的美国媒体上，用“道德危机”来形容这次救市，美国总统奥巴马评价：

在美国纳税人出钱拯救金融业之时，华尔街的金融企业仍向员工发放近200亿美元的高额分红，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可耻行为”。

而国宝银行的原罪，正是自己的华人银行身份，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自然成了权力机关“立威”的牺牲品。

《纽约客》记者樊嘉扬评论道：

“国宝银行案暴露了美国司法的双重标准，也让人们看到，华人在美国要想得到公平对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美国社会，华人既是专业技术阶层的中坚力量，也长期受到怀疑、排挤和歧视。

长期以来，很大一部分美国华人在渲染一种气氛，美国是自由之邦，所有人一律平等，华人必须融入美国社会，如果遭到不公对待，那就是自己做的不够好，需要反思和忏悔。

然而，美国从未信任过华人，历史上从来都是如此。

这起案件背后的种族偏见是赤裸裸的。从“游街示众”的逮捕方式，到媒体“华人爱猫腻”的刻板印象渲染，再到检方对华人社区文化的无知与漠视，都体现了美国司法体系对亚裔的体制性不公，以及美国对华人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排斥。

孙启诚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在美国，能否得到公正，有时取决于你有多少钱，有多少权力。但我们要证明，即使是小人物，也要坚持正义”。

2016年，好莱坞知名导演史蒂夫·詹姆斯将国宝银行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国宝银行：小到可以进监狱》,这部纪录片获得了第九十届奥斯卡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让更多人了解了这起案件背后的真相。

在纪录片的首映礼上，孙启诚说：“我希望这个故事能鼓励更多少数族裔，当遇到不公时，不要害怕，要勇敢地站出来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