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坠机后，军统大乱。老员工叹气：“老板在，兄弟们不愁吃喝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一架飞机坠毁改写了历史。这架美制C-47运输机在南京西郊的岱山撞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遇难者中包括戴笠，他当时的职务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的突然死亡，使他领导的近五万人的秘密组织顿时失去方向。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此时天气十分恶劣。戴笠当时在青岛，执意乘飞机前往上海。飞机到达上海时正下大雨，无法降落，飞行员只好转向南京。然而南京也是电闪雷鸣。在恶劣天气的影响下，下午一点左右，飞机撞上南京城外的岱山。

官方事后认定事故原因是天气使得飞机失控。消息传到重庆罗家湾的军统局本部时，所有人都愣住了，房间里一片寂静。很多特务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因为戴笠不但是他们的长官，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

从一九三二年复兴社下设特务处开始，到一九三八年扩大改组为军统局，戴笠用十四年时间，把这个组织建成一个触角遍布全国的庞大机构。所有重大决策、人员升迁、经费调配，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

它就是组织的大脑和心脏。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整个组织顿时陷入茫然和恐慌。这种恐慌之所以如此深重，是因为戴笠生前完全依靠个人手段维持组织运作。军统局明面上的经费来自国民政府拨款，但远远不够开支。

戴笠身兼数职，例如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等有着油水的实权职位，他能接触到大量账外资金。如在云南，他曾利用缉私权扣下一批烟土，并用这批烟土和“云南王”龙云交易，换取银元和物资，以维持军统情报系统的运转。

他还自行设立名为“鞋底费”的特别补贴，专门用于外勤特务收买线人或应急，这笔钱完全不通过正式账目。可以说，军统的生命线依赖于戴笠个人从各种灰色渠道获取资源。

在人事安排上，戴笠也自成一套做法。军统内部很多特务的正式编制和军衔，在公开名单中没有办法查到。戴笠常利用其他部门的空缺名额，或通过利益交换取得晋升指标，用以安插亲信。他的同乡毛人凤之所以快速升迁，正是戴笠一手推动。

对普通特务而言，效忠戴笠个人远比遵守制度更为有利。只要得到“戴老板”器重，破格提拔十分常见。这套基于个人恩惠的体系在戴笠生前运行有效，使下属深信“紧跟戴老板，就有好前途”，从而凝聚人心。

然而，该体系完全依赖戴笠个人的权威，而非正式制度。一旦他突然离世，那些口头许诺、私下安排却没有正式文件支持的职位与前途，一夜之间便失去效力，甚至化为乌有。

戴笠死后，问题远不止举办葬礼那么简单。蒋介石随后下令彻底清查戴笠的所有财产。清查人员从重庆、南京等地公馆开始，随后发现各地还有不少秘密仓库。库中除了武器物资，更清点出大量金条、美钞、外汇，以及遍布全国的房产、汽车、珠宝古玩。这笔巨额财产的来源和性质，顿时成为一个没有人能说清、也不敢深究的谜团。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首份粗略财产清单送到蒋介石手中。据在场者回忆，蒋介石阅后脸色阴沉。到四月八日更详细的报告呈上时，蒋介石勃然大怒，当众用家乡话斥骂。他的愤怒中夹杂着被最得力亲信背弃的复杂心情，他发现自己手中最锋利的“匕首”，竟暗中积累如此庞大的私人财富。

这些财产并没有完整充公，其去向成为“树倒猢狲散”的真实写照。毛人凤取走部分金条，陈诚拉走几辆最好的汽车，宋美龄则挑走一些珍贵字画。

相比之下，戴笠的直系亲属所得甚少。这场近乎公开的瓜分，让军统中下层人员彻底看清现实，戴笠一倒，他们连最基本的利益都难以维护。人心由此彻底涣散。

戴笠生前构筑的权力大厦，主要支柱并非制度，而是他精心编织的人情关系网。这张网络覆盖极广，从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到各地实权官员，再到财政金融界关键人物，都和他保持密切的利益往来。

他的“面子”曾是军统最有效的“通行证”。然而他刚去世，这张关系网的韧性便瞬间消失。

接替戴笠职务的郑介民试图仿效其做法，找杜月笙通融资金，却被婉拒。其他高级干部持戴笠生前的职位许诺前往相关部门兑现，也或被搪塞，或被冷遇。

毛人凤想沿用以往“送礼开路”的方式，同样发现行不通了。原来，所有便利之门只对戴笠本人敞开。

戴笠在制度边缘的操作、超越常规的许诺，其信用完全依赖于他个人的权势和实时交换的手段。魔术师已永久退场，戏法全部失效，只留下空荡的舞台和无措的助手。外部渠道的冻结，使得军统这个庞大组织寸步难行，从内到外感到刺骨寒意。

财源中断，关系凝固，最直接的后果是数万特务的生计受到冲击。薪水发放开始困难，昔日“效忠领袖”的响亮口号，在日益艰难的生计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对绝大多数中下层人员而言，加入军统首先是一份谋生的工作，其次才谈得上事业或信仰。

很快，各种自行谋生的灰色行为在组织内部蔓延。有人变卖训练器材和备用电台零件，更有胆大者偷偷倒卖封存的枪支弹药。

戴笠死后，军统这支曾令人畏惧的秘密情报系统，为了生存，正从底层开始无声地瓦解。戴笠生前或许为他们勾勒过美好未来，但他死后留下的，却是一个连薪水都发不出的烂摊子。

面对这个濒临散架的局面，国民政府不得不着手整顿。一九四六年六月，随着军事委员会撤销、国防部成立，裁撤军统局已成定局。

同年七月一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走入历史，其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以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身份兼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

此次改组是一次彻底的“瘦身”。保密局编制大幅压缩，裁减近四分之三人员。更重要的是，原军统的权力受到严重削弱，原先控制的全国警察系统和军队情报系统都被划出，正如时人所言“三分天下，已失其二”。戴笠那个渗透社会各个角落的隐形王国，终于被关进制度的笼子。

一九四八年二月，毛人凤接替郑介民出任保密局局长。他虽然有意重振旗鼓，却再也无法施展戴笠那样的“魔术”。

战后时局已和戴笠时代截然不同，毛人凤本人也缺乏戴笠那种跨领域周旋、灵活获取资源的特殊能力。保密局的工作重心在现实压力下，完全转向内部斗争。

一九四九年，大局已定，保密局随国民党政权迁到台北。据说在最后清理戴笠遗物时，有人发现他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零星写着改善普通特务待遇的设想，比如“每人每月至少二十斤米”等内容。

这张纸条如同戴笠本人及其一手建立的军统帝国一样，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过去，沉没于历史洪流之中。一九五六年，毛人凤在台北病亡。一个时代，连同它所孕育的特殊产物，就此彻底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