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首富回来了：55岁重掌海底捞CEO，顺手把4位年轻铁娘子扶上位

2018年9月，海底捞创始人张勇在港交所IPO现场举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温世君

编辑 ｜ 孙春芳

出品 ｜ 棱镜·腾讯小满工作室

2026年1月，北国正值严冬，紧邻新加坡植物园的格洛路（Gallop Road），却依旧绿意盎然。只是对于卸任CEO近四年、又重返岗位的海底捞创始人张勇来说，或许已无暇赏玩这满目的南洋风光。

格洛路是狮城最静谧，也最昂贵的住宅地段。葱郁的热带植被掩映着在当地称为“优质洋房”（GCB）的大宅，在新加坡，这类房产仅2800余处，只有公民才能购买。

张勇一家就住在格洛路最深处的尽头——安全，隐秘。2016年，张勇斥资2700万新元，在这里购入一栋占地约1500平方米的大宅。

风水似乎不错，这位从四川简阳拖拉机厂走出来的火锅大王，很快迎来了财富的巅峰。

2018年9月，海底捞在港交所敲钟上市。转年，张勇、舒萍夫妇便以138亿美元身家，取代了蝉联榜首十年的地产大亨黄氏兄弟，登顶新加坡首富。2020年，疫情也没能影响他们财富的增长，夫妇二人身家跃升至190亿美元，蝉联首富宝座。

也是在2020年底，紧邻张家大宅隔壁，另一座占地2000平米的优质洋房完成易主：总价4200万新元，单价创下该地段的最高纪录。新主人Zhang Hanzhi不过20多岁，最关键的身份只有一个：张勇之子。

格洛路的葱郁不仅掩映了新加坡的燥热，也隔断了远方的是非纷扰与故旧人情。这里与其说是左右全球一千余家海底捞门店的指挥部，不如说是张勇在马六甲海峡畔的这座岛屿上，为自己精心营建的一处“隐居之所”。

张勇的“退意”也在此时开始萌生。

张勇不能当“坏人”

2020年4月，张勇通过内部信抛出一项为期十年的“接班人计划”，开篇即直言：“我要退休了。”

虽然张勇随后就在信中说完成接班至少需要十年，多则十五载。但这种带有自贬意味的退场预告，或许并非客套——他坦言担心“学习能力跟不上”，害怕“沦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写内部信时说退休或许还是虚招，但到2022年3月1日，撤退成了定局。当天，海底捞宣布张勇辞去CEO职务，仅保留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身份。接替他的，是随他征战27年、被称为“最牛服务员”的副CEO杨利娟。

这在当时更像是一场引咎辞职。

2021年2月，海底捞股价曾触及74港元的巅峰。但紧接着，疫情期间激进扩张的代价浮出水面：2020年净利润暴跌近九成，2021年又吞下41.36亿元亏损。资本市场的踩踏随之而至，到2022年2月，股价已俯冲至15港元上下。

短短一年间，海底捞总市值从4300亿港元的高位跌破千亿大关，3300亿港元的市值凭空蒸发。张勇必须给出一个交代。

杨利娟接手了火锅帝国最繁琐的日常，更重要的是继续落地那场始于2021年11月的“啄木鸟计划”——虽然这项涉及关店、裁员的断臂求生，一开始就由她挂帅，但其背后显然只能是张勇的意志。

这种“脏活累活”，与张勇多年来在员工面前构建的讲义气、好大哥的人设格格不入。但作为海底捞的“头号员工”，杨利娟以铁腕执行闻名，她必须出面止住此前激进扩张导致的失血。

他的权杖从未易手

杨利娟“节流”之后，海底捞还需要“开源”。2024年7月，CEO的接力棒传到了一直掌管财务、负责投资的老将苟轶群手中——野心勃勃的“红石榴计划”也就此开启。

“红石榴计划”的本质，是试图将海底捞从单一的火锅品牌，拓展为多品类的餐饮航母。增加火锅门店数量不再是唯一的重心，利用多年供应链与标准化管理的积累，去孵化一群“新海底捞”才是真正的图谋——只是这谈何容易。

当然，“老板”对这二位冲在一线CEO不吝重赏。2023年，杨利娟拿到了1497.8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2024年，苟轶群领走了3043.80万元的年薪。

但事实上，这两年全公司薪水最高的人，还是董事会主席张勇——2023年领走5493.60万元，2024年更是拿走8790.60万元。所以，或许真正的权杖从未真正易手。

2026年1月13日，张勇重回CEO岗位，权力在名义与实质上的错位就此画上句号——首富再入凡尘，或者说：交给谁干，都不如自己干放心。

这同时也印证了他2021年曾在投资者交流会上抛出的那句“向死而生”的话：“稳定了我就冲锋，不稳定了我就稳定，稳定下来就再冲锋，直到海底捞倒下来为止。”

再回到发令枪响处

如今的张勇，不做首富已经好几年。目前，他58亿美元的身家，位列新加坡第六位——目前的新加坡首富，是出生于安徽砀山的迈瑞医疗创始人李西廷，身家114亿美元。

固然，资本市场对张勇“回归”是有热情的。

1月14日，即消息公开后的第二天，海底捞股价单日上涨9.15%，重新站上15港元/股。不算巧合的是，这一股价与2022年3月他卸任CEO时几乎持平。

四年时间过去了，张勇自己再次回到了发令枪响的位置。但现在摆在这位“新”CEO面前的局面，似乎用“稳定下来就再冲锋”形容也不太准确。

虽然2026年的海底捞早在“啄木鸟计划”后财报止亏，现在已经不再是四年前那个急需止血的患者，但海底捞的焦虑并未消失，只是转移到了增长曲线上。

随着“红石榴计划”高歌猛进，由海底捞控股（新加坡）100%持股的成都“四川嗨系”公司，名下的商标注册项目已近600个，但无论是“酒吧+洗头”的焰请烤肉，还是切入热门平价寿司赛道的如鮨，距离复制出下一个现象级“新海底捞”，都尚有距离。

况且，财务数字才是最冷冰冰的。

最新披露的财报显示：2025年上半年，海底捞营收202.03亿元人民币，较2024年上半年下降了3.66%。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压舱石”业务的松动：核心的海底捞餐厅经营收入为185.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约9%。

利润端的压力更为明显。2025年上半年，海底捞净利润为17.59亿元人民币，而2024、2023年同期，这个数字分别为20.23亿元人民币和22.58亿元人民币。连续两年的利润滑坡，也意味着前期通过关店止损、压降成本所挤出的利润空间，已触及天花板。

张勇救得了“学不会”的海底捞吗？

况且，时代变了。

距离那本风靡大江南北的《海底捞你学不会》出版，已过去近十五年。2026年的当下，在通缩周期的餐饮市场里，人们才慢慢领悟到，海底捞那些曾被奉为商业神迹的“学不会”，本质上是那个增量时代的杠杆游戏。

比如“海底捞式服务”的底层逻辑，是利用火锅店去厨师化、易标准化的特性，将节省的资源倾斜至超额服务，试图用极致体验换取高翻台率，从而利用高涨的营收稀释激增的人力支出。

但这也导致海底捞陷入了路径依赖：品牌已被张勇亲手打造的“服务”标签所绑架。如果海底捞不美甲、不剥虾、不给过生日……就不是海底捞了，但这些“服务”都是吞噬利润的刚性成本。

同样，海底捞“师徒制”的本质，是利益绑定：店长的薪酬不只来自自己门店，更来自其“徒子徒孙”新开门店的利润抽成——家族门店数量达标后，还能进一步晋升。

这种被评价带有几分“传销”意味的增长模式，在商业地产勃发、餐饮跑马圈地的时代，催生了海底捞极具侵略性的扩张速度，也让一线门店经营核心人员更难被挖走。

近年来，海底捞已经为那些带有浓重个人色彩的家族，加上“北鲸豚”“海龙”“东北狼”“狮子”等图腾化的动物家族纹章，以求“精神削藩”；但在如今的存量市场中，这种结构依然面临着山头主义小团体抱团、总部管控弱化、重扩张轻运营的治理困境。

釜底抽薪的是，那个曾支撑张勇完成暴富神话的火锅赛道，已在激烈的内卷中趋于饱和。这种情况下，超额服务换取的情绪价值，还能有多少营收增量空间？加之新餐饮品牌层出不穷、大众消费偏好快速迭代，初代网红海底捞，还穿着这套“学不会”、也脱不掉的旧铠甲，是否已有几分力不从心？

正像张勇自己曾说的：“大家神话海底捞了，我本人非常反感。”

四位铁娘子护驾意为何？

张勇的这次“回归”并非单枪匹马。

在他重任CEO的同时，董事会也出现了四张新面孔：李娜娜、朱银花、焦德凤、朱轩宜——这是一支由80、90后组成、清一色由女性构成的娘子军。

从四位的背景上看，“老板”张勇的企图可见一斑：38岁的李娜娜和44岁的朱银花都是在海底捞工作了20年左右的老兵，从基层一直做到大区经理，熟悉门店经营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也是守住江苏、湖北、重庆等核心战场的封疆大吏。

39岁的焦德凤2012年加入海底捞，此次进入董事会之前，是产品研发和采购的负责人——正如很多餐饮老板即便生意做大，也坚持亲自试菜、亲自采购一样，这是餐厅经营的命门，也是寻找增长的关键。

35岁的朱轩宜是四位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会计科班出身。虽然她仍“负责管理”一些门店，但更重要的角色，是已经做了两年半的CEO秘书长。

换言之，她是CEO意志的传令官。

一位懂财务、干过门店、又贴身参与过战略的年轻人进入决策层，意图再明显不过：张勇需要他的想法能够直接下沉到一线近1500家门店——在人员流动频繁，又因为师徒制而利益板结的连锁餐饮企业管理中，这或许是最难的。

本质上，这四位女将组成“直属督战队”，稀释了那些可能阻碍变革的旧有利益话语权，让“新CEO”意志执行的阻力更小。

直接穿透到门店，直控研发和采购，关注管理细节和成本核算的颗粒度，尽可能让信息不再被层层汇报系统过滤。此时的张勇，显然是要收回对海底捞的绝对控制权。这种时候，“忠诚”或许是他最看重的成色。

或者说，张勇已经打算亲自冲向一线了。这一局，张勇能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