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唯一的一等功女战士，战场上只开了一枪、杀了一个人！

一九五二年初春的北京，紫禁城外乍暖还寒。中南海怀仁堂里，志愿军归国代表正在汇报前线见闻。人群中，一位个头不高、眼神清亮的女兵手捧鲜花，紧张却坚定地望向主席。她叫解秀梅，二十岁出头，胸前挂着耀眼的一等功奖章。没人会想到，支撑这枚奖章的，是战场上那短短的“砰——砰”两声枪响。

解秀梅出生于一九三二年，河北保定郊区的一户贫寒农家。七岁那年，她亲眼看见日军放火烧屋，乡亲被刺刀驱赶的惨状。孩童的恐惧一夕之间化作记忆的烙印，埋下一颗“要当兵”的种子。十四岁那年，石家庄解放，街头巷尾的“欢迎解放军”标语给了她莫大的激励，她跟着地方剧团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嗓门亮到能压住锣鼓。

一九五零年春，刘胡兰的事迹在各地巡演。台下的解秀梅看得泪流，却越哭越倔，“我要去前线！”那年秋，她正式成为六十八军二〇二师政治部文工队演员。形容清秀，腿脚却有劲，常常一口气跑完十里地不喘。没过多久，朝鲜半岛烽烟四起，部队点齐名单，她第一个报了名：“我会唱歌，也能扛枪！”

跨过鸭绿江并不浪漫。连夜行军、涉冰河、钻猫耳洞，一口冷饭嚼得满嘴生疼。走累了，她就给战士们哼几句秦腔，《小白杨》尚未流行，她自编小调，“火线快递到前方，姐妹也是兵，不能掉队。”战友说，有她的嗓音，夜路都亮堂几分。

前沿救护所缺人，师首长干脆让文工队拆伙补充医疗岗。乐器换成纱布，舞鞋换成绑腿，解秀梅成了临时卫生员。她给炮兵战士剪开血肉模糊的鞋子，又用自己怀里的温度焐僵硬的脚趾。黑夜里，她端着一盏小马灯在伤员间穿梭，灯油烤得玻璃发烫，她的手却不敢松。夜深人静，常响起那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有人在呻吟，也有人跟着合唱，劲头又回来了。

转折出现在一九五一年十月的一场阻击。炮声初歇，救护所里正忙着抢救，忽听营外传来异样脚步。一个美军侦察兵绕到后坡，探出头四下张望。若让他逃回去，敌军火炮转瞬就能对准这处简易医疗点。危急之际，解秀梅捡起地上一支步枪，几乎是条件反射地瞄准、扣扳机。第一发子弹掠过敌兵肩头，她不敢迟疑，冲上去贴身补射。枪火齐闪，那名侦察兵当场毙命。等到守卫闻声赶来，才知道这位女兵一枪保住了满院将士的命。

一个月后，又是冰天雪地。她背着柴火返营，天空骤然响起螺旋桨声，敌机在头顶盘旋。防空哨刚拉响警报，炸弹就倾泻而下。前沿医疗站瞬间腾起火球，尘土遮天。排长李永华腰部中弹，行动不便，被困废墟中央。解秀梅不顾浓烟冲了进去，硬把排长扛上肩。碎石飞溅，她挡在前面，后背被划出多道口子。刚出门口，一声巨响，两人被气浪掀翻埋进松土里。她咬住牙，挖开泥土，把昏迷的李永华拖到防空洞。医务队点名时，惊魂未定的战友发现：解秀梅的棉衣被弹片撕成麻花，却一句叫痛都没有。那夜，师部紧急上报，提请授予她一等功。

获奖通令下来，全连沸腾。有人悄悄算过：整个抗美援朝期间，一等功授予数百余人，其中女性仅此一例。战友们问她“你就打死一个，凭什么拿一等功？”她憨笑：“要不是那一枪，你们谁还能在这儿吵吵？”一句话把大家逗乐，却没人再质疑。

胜利凯旋后，她随代表团赴京受奖。那天，她把胸前的小白花献给主席，激动得声音发颤：“主席，志愿军向您报到！”主席握着她的手，连说“辛苦了”。旁人只见她眼泪一直掉，她却说：“都是应该的。”

一九五六年，她脱下军装，分配到河北省印刷厂。领导岗位摆在面前，她却常常帮工人搬纸、调墨水。对来采访的记者，她只说：“战场上都是排长、班长在拼命，我不过出了一点力。”一九六四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全国火热。外界几乎没人知道，王芳的原型就藏在这家印刷厂里，她依旧背着饭盒踩着脚踏车上下班。

时间来到一九九四年冬，记者尚方在寻找《英雄儿女》原型时，才在石家庄一家医院找到她。肾病拖垮了身体，也掏空了家底。面对社会捐款，她摇头：“国家对我够好了，咱不能狮子大开口。”最终，地方政府和志愿者们接力，让她不再为医药账单发愁。

一九九五年一月，年仅六十三岁的解秀梅溘然离世，长眠于石家庄双凤山革命公墓。墓碑不高，碑文寥寥，却记着那串数字——“一九五一年十月”。那一天，她仅用一颗子弹，守住了上百名伤员的生命，也将自己的名字牢牢刻进了志愿军的荣誉簿。人们或许记得电影里的王芳，却很少有人知道真实的她。可在硝烟散尽的半岛雪原上，那两声枪响仍在回荡，提醒后人：曾有这样一位姑娘，以一腔热血护万千同袍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