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20年，如果乾隆没有力排众议向西北用兵，会发生什么？

一七五五年仲春，紫禁城养心殿的铜壶滴漏刚敲过亥正，两盏灯火还亮着。军机大臣傅恒轻声问：“若按兵不动，可保无虞吗？”乾隆抬手止住，沉默良久。那一刻，朝廷在“打”与“缓”之间摇摆。这句短短的问答，折射出当时北京城里真实的犹豫。若换一个决定，大清边疆或许将呈现另一副面貌。

回头看，清军之所以有把握西征，离不开准噶尔内部骤然爆发的“双重打击”——天灾和人祸。先是乾隆十八年腊月那场反常寒潮，牲畜被冻死，草场变荒；紧接着噶尔丹策零病逝，引发诸子混战。外界常以“天助乾隆”来概括，但若朝廷未趁隙出手，局势也未必静止在冰封状态。

假设乾隆选择按兵不动，最先得利的不是清廷，而是俄国。十八世纪的彼得堡正将“探索中亚草原”写进沙皇外交日记。伊尔库茨克行省的哥萨克探险队已经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修筑木栅，距离伊犁不过两个月行程。准噶尔若从废墟中慢慢爬起，与俄方互取所需，天山北麓会迅速出现俄式要塞，清军再想进入，就不仅是行军数千里，而是直面火炮和补给线的双重压力。

与此同时，哈萨克草原也不会空着。大玉兹可汗阿布赉正寻求外援来压制中、小玉兹的挑战，他极可能接受俄国人提出的“互市换庇护”条件，换来火枪、铅弹甚至工程师。乾隆若继续犹豫，伊犁河谷的走向将不再由北京决定，而由圣彼得堡和草原谈判桌决定。

外部力量渗透只是第一步，更棘手的是南疆。大小和卓兄弟那时仍在喀什噶尔潜伏，只待北疆局势再度紊乱，就会策动“浩罕—吐鲁番”路线的宗教起义。乾隆若没有北线的“定海针”，南疆城镇守军很难独撑。到时天山以南会出现多股旗帜各异的势力，吐鲁番至喀什噶尔这条丝路要道将迫使清朝在甘肃、青海增兵，陇右地区的粮饷压力会大幅抬升，国库难免被拖入新一轮赤字。

有人或许说，短暂的休兵能让国库喘气。现实并非如此。雍正朝留下的累进捐纳制度一直在吃老本，若无新战功刺激外藩岁贡和商路关税增长，乾隆的“多收六十万两”计划将成空中楼阁。财政不扩容，偏远八旗士气会继续下降，边镇“官兵兼商”伴生的小型割据就很难避免。

再看准噶尔本身。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斗得正凶，但并非水火不容。若清军按兵不动，二人存在重新合作的可能。史料里提到，阿睦尔撒纳在哈密曾向俄使透露：“只要能立稳脚跟，三年可复旧疆。”试想一下，三年至五年恢复骑兵两万、骆驼三万，并非痴人说梦。届时准噶尔将重新把守天山走廊，以伊犁、塔城为两翼，对甘肃、青海实行快骑骚扰。清廷在西北得再打一场“康熙版复刻”的拉锯战，军费与士气耗费远比乾隆二十年那次“速决战”高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倘若西北动荡久拖，东南海防势必被迫抽调饷银。早在乾隆十五年，台湾林爽文余部尚未完全肃清，闽粤沿海的走私炮艇时有出没。朝廷财政一旦向西北倾斜，东南水师的发展将进一步滞后。后来的英吉利东印度公司舰船在珠江口耀武扬威，很大程度源于乾隆晚年的海防落后——这一隐患在二十年间就已经显露，且与西北经费调度密切相关。

还有一点往往被忽略：如果乾隆没有决定出兵，满洲八旗高层与汉军旗的矛盾会更加尖锐。当时京师内务府已开始用西域马皮、玉石奖励功将，一旦取消远征，朝中“分羹”机会减少，官绅间争夺盐引、茶马利益会更白热化。内部消耗升级，施行了百年的旗地制度将面临动摇，皇权虽仍稳固，却要耗费更多政治资本去平衡。

那么，假设清廷拖到乾隆三十年以后才动兵，能否扭转？答案依旧悲观。三十年间，俄国会把西伯利亚的粮道和后勤线完善到准噶尔边境，届时出兵成本成倍增长。乾隆年近七十，朝野上下动员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哪怕强行开战，也很难复制二十年那般顺风顺水。

综上推衍，一旦乾隆在二十年那场朝议里向保守派妥协，最直观的结果是：天山以北先被俄国势力渗透，伊犁最终成为“灰色地带”；天山以南大小和卓坐大，新疆整体陷入多头割据；甘肃、青海守边成本激增，中央财政陷入螺旋式吃紧；旗内矛盾与东南海防同时恶化。清朝民族版图与边防形势将呈现碎裂态势，而下一任帝王难有乾隆那般“人、财、兵”三重红利去填窟窿。

历史没有如果，但从众多蛛丝马迹能看出，乾隆二十年的冒险其实是对外部格局、内部财政与国族整合多重考量后的权衡。若他当时没有力排众议向西北进军，后果不会是“和平共处”，而是“多线被牵”“腹背受敌”的连锁反应，而这一切极可能在十数年内爆发。乾隆深知自己在和时间赛跑，于是催动了那场迅捷而决断的西征，也为今日中国疆域的骨架钉下关键一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