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谭世瑛不满儿子被枪决，前往北京告状，毛主席：依法处理

一九五五年六月初，京城雨后初晴，空气里带着淡淡的槐花味儿。傍晚时分，一位头发花白、身材清瘦的男子拖着破旧行李走进前门外一家小旅馆。他叫谭世瑛，湘乡人，年过五旬，手里紧攥着一封泛黄的信——那是他打算亲手交到中南海的“求情书”。

谭世瑛的履历并不简单：早年出身书香门第，青年时代因父亲谭咏春执教湘乡东山书院，曾与毛泽东同窗。半个世纪过去，一人成为共和国领袖，一人成为历经战乱的潦倒乡绅。如今的他，心里装着复杂而沉重的心事——两个儿子在三年前被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自己又被判一年管制，回乡后连农会也进不了。这份难以化解的怨气，让他决定北上，当面向昔日同学讨个说法。

他不是第一次写信。自新中国成立后，他曾陆续寄过几封长篇家书，诉说困窘，也附上自作诗词，希望借旧日友谊求得一份差事。毛泽东回信过两次，话语客气，却态度鲜明：事情要按政策办，“就地寻求组织帮助为宜”。信里还夹着一百元稿费，“聊备急用”。这一百元虽解了燃眉之急，却没能扑灭谭世瑛心头的怨火。

北平城并不陌生，但要见主席谈何容易。几经辗转，他托人把自己的到京求见纸条递进了中南海。出乎意料，毛泽东同意接见。那天傍晚，菊香书屋的灯火亮着，卫士领他进门。两位老同学时隔四十余年再聚，先忆起东山小学堂的旧事。毛泽东笑着说：“当年要不是你父亲力保，我未必能进学堂。”谭世瑛听罢，心中一阵酸楚，话锋一转：“润之，我如今家破人亡，盼你主持公道啊。”

这句话触动了毛泽东，但他没有立即表态。他只是示意秘书递茶，仔细听完对方讲述。谭世瑛声泪俱下，反复强调两个儿子“罪不至死”，自己被管制更是冤屈。长谈至深夜，毛泽东只留下八个字：“你住下，情况要查清。”

中央办公厅随后电示湖南省委、湘乡县委，要求将谭世瑛一案的全部材料迅速送京。档案运到后，中央审干部门连夜核对。资料显示：长子谭某，国民党某师属营长，解放前夕参与搜捕地下党员，曾枪杀三名农会骨干；三子谭某贵，为区队排长，1949年长沙战役中组织破坏桥梁并向解放军开火。两人在1952年依法被判处死刑，执行前均有申诉及复核程序，判决文书齐全。至于谭世瑛本人，因多次聚众闹事、拒绝交出反动书报，被判管制一年，已于1954年期满。

面对卷宗，毛泽东沉默许久。翌日清晨，他提笔写下一封亲笔信，言辞朴素却斩钉截铁：“政府之判决有据，依法处理，情理所当。望兄安心生产，切勿再启争端。”这八十余字既是解释，更是定调。信末，他补了一句：“如需复查，可向当地政府依法递交材料。”

几天后，谭世瑛在北京同仁医院做完眼疾手术，带走了这封亲笔信。有人劝他再求主席出面安排工作，他摆摆手：“此事到此为止。不怪他，国有国法。”返乡时，他把信递给湘乡县委，凭此最终进入当地粮站做临时会计，算是尘埃落定。

值得一提的是，这桩旧友之间的对话后来在湖南干部学习班里被当作范例宣讲：私情有，但公义更重。毛泽东坚持制度先行，连救命恩人之子也不能例外，却并未忘情救助，掏私囊为谭家济急。

回到湘乡后，谭世瑛在乡间偶尔提起北上的那段经历。有学生记录下他的话：“润之当年敢闯校门，如今仍那股子倔劲。‘公是公，私是私’，这是他不变的脾气。”这句话在当地流传甚广，被乡民当作评判公私分明的口头禅。

从一九一零年的东山校园到一九五五年的菊香书屋，两位湖南同学的人生轨迹迥异，却在国家法纪面前交汇。新政权的根基，要靠制度而不是交情；革命友情的温热，只能在制度许可的缝隙中化作私下援手。

谭世瑛此后再无怨语。他晚年常携旧书前往村校义教，把父亲当年讲学的板书口述给后辈学生听。1968年病逝时，他枕边留有那封泛黄的回信。熟悉内情的人说，那是他最终的安慰：旧日同窗仍记得他，只是国家更需要铁面无私。

毛泽东在给谭世瑛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守法自尊，方能自立。”八个字浓缩了新中国初立时最朴素也最坚定的治理逻辑：恩情有重，法度更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场因“儿子被枪决”而起的上访，最终以“依法处理”收束。尘埃落定的背后，是个人悲喜与时代大潮的交叠，也是新国家法统、情理与旧日人情的一次清晰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