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将授衔后不受重用，长期居于副职，发展不如一些中将、少将

1965年初冬的南京，北风卷着落叶穿过鼓楼军区大院。会议室里，副司令员王建安正埋头批阅训练计划，警卫员推门轻声提醒：“首长，新任司令到了。”王建安抬腕看看表，只嗯了一声，放下钢笔整了整军装，然后快步走向门外。走廊里，年轻军官们窃窃私语：这位一级上将怎么又没坐上正位？

这种疑问，自1956年补授上将衔那天起便如影随形。授衔时，同批的杨得志、韦国清几年内便分别主掌大军区，连不少中将、少将也成了正职主官。王建安却一路当副手，从华东到南京，再到日后调往福州，职位表上始终是“副”字打头。外界替他抱不平，他却淡淡一句：“组织自有安排。”

缘由并不神秘，线索要追溯到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决定清理张国焘错误。原属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下子背上包袱，许世友急得团团转，私下拉上几位同乡老战友酝酿“回川打游击”。当时任团政委的王建安听到风声，夜里走进窑洞向组织写了报告。第二天，许世友被叫去谈话，临走前怒问：“你告诉他们的？”王建安沉默。自此，两人多年搭档的友情裂痕难合。

事情看似过去，却在建国后发酵。1952年，王建安在皖南军区休整时，老首长饶漱石来视察。饶、许二人在旧四方面军里资历深厚，王建安自然陪同左右。高饶问题爆出时，他在会上说了几句“老首长办事有分寸”的话，本意是维护上下情分，却被记录在案。1955年评衔名单呈送最高统帅批阅，王建安的名字先在上将栏里，旋即被一道红笔划掉，原因正是“政治态度需要进一步考察”。

补衔发生在1956年夏天。那时高饶事件结论已定，中央考虑王建安在抗美援朝九兵团立下的硬战功，加之一贯作风稳健，批准补授上将。但“补”字背后，实际已敲定他此后只能担任副职。消息在老战友中传开，议论不绝，王建安却像没事人般继续钻进指挥所推演登陆作战方案。

回头说那场朝鲜战役。1950年10月，第九兵团打的是零下三十多度的冰雪仗。新兴里、长津湖，连续强行军导致大量冻伤，指挥部里形势焦灼。王建安挤在煤油灯下标着箭头，他一句“必须封住兴南港”掐断了美军最顺捷的退路，为东线全局赢得喘息。首长电文称赞“勇有余而计亦周”。然而，胜利归胜利，伤亡数字也有目共睹，部分同志认为兵团准备不足，王建安被归为“执行中负责者”，这也让上级对他的组织管理能力产生保留。

1958年国防部整编，许多中将升任大军区司令，王建安从上海前线炮兵学校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后来又转赴福州。职务表几乎没动，肩章却是金星三颗。有人拿报纸对比，说“副司令乃上将，全国独此一家”。王建安听了笑笑：“战场上能打仗的就是好官。”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部属极为保护。福建海防工事施工遇到经费缺口，后勤部长急得团团转。王建安批给上级的电报只写一句：“沿海第一线，稍缓不得。”批示很快批下钢材，工程顺利推进。那位后勤部长事后感慨：“副司令一句话，比我跑十趟都管用。”

1970年代初，军队职务再次大调整。王建安年过花甲，上述“副职”帽子依旧。但同批老友来电话邀他小聚，他总推说忙。“忙什么？”“研究海防！”电话那头一片沉默。大家知道，这位出身鄂东贫苦农家的老兵，对于个人得失早已看淡；让他辗转反侧的，是海峡对岸那一道始终未泯的硝烟。

王建安去世于1980年春，终年七十三岁。治丧公告里列出的职务依旧是“某军区副司令员”。仪式低调，没有哀叹，也没谁提起当年的被划名事。送行的依旧是成排的老兵，他们说起这位首长，总归两句话：“能打，不争。”后来档案公开，那份写于1935年的检举信只寥寥百余字，末了署名“王建安”。有人摇头，有人点头，众说纷纭。可无论怎样评议，九兵团在冰雪里打出的血路，永远刻着他的名字。

他的一生，道路并非坦途。政治风浪、同僚嫌隙、升迁受限，一件件摆上台面，却没能撼动他对革命本色的坚持。若问为何甘守副职，他曾在日记中记下两行字：“功劳归众，过错自担。信赖组织，莫问前程。”字迹已经发黄，却把答案写得明明白白。